但别人轻视你却有充足的理由杨佳事件

我看中国历史大势 金庸 　　我目前在研究中国通史，准备写一本书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我在欧洲走， 常常想，以前的罗马帝国跟我们西汉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家业差不多大，国家 武装力量很强，经济很发达。但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 灭亡之后，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其中 一定有原因，我常常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将来我写中国历史的时候大概会有以这 个内容为主的一章。 　　我想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我们的哲学思想是讲融合的，不像西文 哲学思想是讲向外扩散的，而且我们讲和谐、内部调和，内部在政治思想上要求 不互相斗争。我们内部出现斗争的时候常常是国家比较衰弱、比较动乱的时候。 内部和谐、团结，国家就发展了，国势兴盛了。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开放，对外部不排斥，对外来民族不排斥，能够接受外来文化。总之，中国强 盛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和谐，对外开放、不排斥。 　　各位看看，以前的夏商周就不谈了，那时候，我们汉人力量很小，在汉水五 经那个地方。小时候念历史，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说，中国历史是从黄河流域开始 的。现在，有了很多考古新发现。北大考古学家苏炳西教授在这方面很权威，做 了系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从一个地方发源的。全国从 东北到河北、从云南到广东、浙江、湖南、湖北都有文化考古的遗迹。跟湖南接 近的是在湖北省的长阳县考古发现的“长阳人”。所谓“长阳人”跟猿猴差不多， 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人，是最早的人之一，比“北京人”早得多，比“爪洼人”也 早得多，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直立，恐怕有一些还在地上爬。所以我们这一带 还是人类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云南有一种人叫“元谋人”，都是很早的跟猿猴 差不多的人。所以每个地方都在发展。浙江钱塘江边有一个地方叫河姆渡——不 久之前发现的——把中国的历史提早了2000年，本来中华文化是5000年历史，河 姆渡文化发现之后，专家说有7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里，还发现了稻谷。以前， 外国人研究认为，中国的稻是从越南传过来的，在河姆渡发现稻谷之后，知道稻 是中国人自己培植出来的，不是从越南传过来的。河姆渡时期的家具、用具及居 住的地方跟现在比较接近了，所以河姆渡把中国的文化推早了2000年。考古的结 论是，我们中国文化是四面八方都有的，最后慢慢向中原集中。欧洲罗马人向东 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 中。所以中国大一统是一种民族自然的心理。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埃及有一条河——尼罗河——从南方流向北方，两边 有高山沙漠限制它。美苏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东南西北都是沙漠，不能向外发展， 所以文化就集中在那里。集中程度高的时候，就得向外扩散，向外面征服。而中 国黄河长江南北一带比如湖南湖北都是平原，所以我们这里文化发展之后就向中 间、向交通最方便的地方、走路最容易的地方，向黄河流域、洛阳长安这一带靠 扰，向山西南部慢慢靠拢。因为那边的文化特别发达，生产力发展比较好，我们 这边的文化相对低一些。文化低的地方自然向文化最高的地方集中过去。那边铁 器、青铜器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楚国、吴国相对落后。所以我们的自然趋势是从 四面八方向中原集中。同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当时我们汉人也只是 一小部分，其他还有蛮、夷、戎、狄。西面称为戎，东面称为夷，南面称为南蛮， 北边称北狄。当时湖南、湖北、广东这一带被称为蛮子。这些“蛮子”慢慢向中 原靠拢，他们接受了我们。欧洲人则不同，哪一种人就是哪一种人，是罗马人就 是罗马人，分得很严格。是“野蛮人”就会一直受到排斥，动不动就将他们杀掉， 或者拿来做奴隶。 　　我们中国人习惯用文化来分，不是用军队力量来分，也不是用经济发展来分。 你只要接受中原的文化，就当你是中国人一样。孔夫子也说过，你接受华夏文化， 就当你是华夏人，接受夷狄的文化，就当你是夷狄的人。齐桓公之后就这样来分 了。就是说根据文化来分而不是根据血统来分。不论什么人，哪怕你是外人，若 接受我们的文化，就当你是自己人，你不接受我们的文化，就当你是外人。所以 文化慢慢宽松起来。因为思想这样开放、宽松，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民 族之间虽然有战斗，但更多的是有混和、有亲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中心就慢慢 宽大。战国时候，相对于中原来说，楚国——我们湖南这一带是楚国——和西边 陕西那一带的秦国都还不被当作正式的中国人，是外国人，但是我们向它靠拢， 后来，楚国、秦国和山西那边虽然打仗打得很多，有时打赢，有时打输，但是在 文化上是慢慢接近了。 　　岳麓书院门外写了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惟楚有材”来源于典 故“楚材晋用”。“楚材”就是说我们湖南也有人才的。到了晋国，晋国也用湖 南的人才来帮自己办事。虽然当时在晋国人看来，我们楚国人是外国人，但是他 们心胸很宽大，可以接受我们，所以我们湖南人也就帮着他们山西人办事，而且 办得很好。好像伍子胥就是楚国人，到了吴国、越国，为吴国所用，不过，他后 来回过头来帮吴国打湖南人，这种做法就不好了。总之，尽管当时春秋战国分成 许多国家，但是人才是互相流通的。后来秦国统一了天下。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是 顺应了潮流，因为当时经济的发展有这个需要，如果统一，商业、工农业就可以 很方便地互相流通。 　　我们在这探讨中国历史大势，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融合开放，而是人民要 生活得好，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一， 没有大的动乱，没有大的战争，生产力水平要提高。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最 主要的原因是商鞅变法之后，整个生产力提高了；第二，国家的军队、政治都要 有组织、有秩序，一切都要上轨道。秦国当时做到了提高生产力水平，政治、军 事也都组织得很好，所以他能平定六国。其他的国家像我们楚国，虽然屈原提出 了很多好的建议，但是没有受到重视，很悲哀，楚国军事没有组织好，政治也没 有组织好，不安定，生产力水平也没有秦国提高得那样快，所以跟秦国斗争的时 候，楚国就失败了。总之，当时全国统一是符合潮流的，对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 生活水平是有好处的。 　　但是秦国的政治，在统一之后就不大顾及人民的生活了，很多政策、法律都 很苛刻，民不聊生，要人民做很辛苦的劳役，所以统治不长久。人民对政府不拥 护，整个社会不安定，国家不安定，统治就不长久。后来秦末的时候，天下大乱， 楚汉相争，刘邦统一全国。汉朝统一之后，许多管理方式大致上还是沿袭秦国的， 变化不大，不过，社会比较安定了。当时的政策是道家的政策，让人民自己发展 生产。生产发展了，经济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就过得去了，生活一好，天下就 太平了。 　　我们中国长期要求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生产就会发展。古代农 业全靠天时好，若雨下得不多也不少，风不大也不小，天气很合作，农业就发达， 大家就有饭吃，生活也过得去。风调雨顺之后，就是国泰民安，国家就兴旺了。 　　所以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过得去，就算不提高，至少不能降低，这 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稳定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民的生活要过 好。 　　汉朝立国不久，北方有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匈奴，对中国威胁得很厉害。 汉高祖带兵去打，也没打过。匈奴跑马射箭，武力很强盛，当时汉朝只好委曲求 全，向他们求和。后来汉高祖一死，匈奴王非常无礼地写信给汉高祖的皇后，说： 你丈夫死了，你就嫁给我吧。这封信很污辱的，但汉朝还是忍下了。吕后回他一 封信，说：我现在老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白了，不能做你太太了，不配了。 这是很忍气吞声的讲法，可见汉朝对匈奴是很委屈的。想一下，自己国家实力不 足，马也没有，粮草也不充足，要打又打不过，所以不得不委屈一下自己。到后 来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力量强大了，马养得多了，和匈奴一打就把他打垮了。 （掌声） 　　所以中国政治常常是在国内不济的时候要忍耐一下，这很重要的。后来到唐 朝也这样。唐朝很强大的时候，也就是李世民的时候，北方匈奴已被我们打垮了， 逃到欧洲去了。现在，欧洲的学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匈牙利就是匈奴人遗留下 来建立的国家，也有一种认为，匈牙利是另外一种人，和匈奴没有关系。不管怎 样，匈奴人是被我们赶出去的。唐朝把突厥族赶出去，他们在土耳其建立国家， 这个是肯定的，学者没有异议，我们称他们为突厥族，他们自己叫“特族”，声 音差别都不大。甚至土耳其人把我们新疆称为东土耳其。 　　我讲中国的历史大势，回想一下，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天下，此后，汉朝 就强盛了。为什么汉朝会强盛呢，因为经过春秋战国之后，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 和我们汉人融合在一起了，我们的民族变得强大了。对外界运用策略，对内部稳 定民心，所以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跟罗马帝国一样大的。罗马从中 心向外扩张，而我们是把四面八方结合起来。主要是我们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 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中国人人一多，就强大，经济 力量一发展，就把外国人赶出去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是最强大的时候。 　　后来，汉朝末年，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入侵，东北有乌桓人，曹操也带兵去 跟他们打过。后来到西晋的时候，有五胡人。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了，分别是匈 奴人、鲜卑人、旗人、氐、羌。鲜卑人是在东北的。有人这样讲，俄罗斯的西伯 利亚这个名字就来自鲜卑语，因为鲜卑在中国的北方，在西伯利亚一带。鲜卑人 很厉害的，把我们中国北方完全占了，我们汉人就退到长江以南，变成东晋，鲜 卑人就在北方统一。当时北魏有个皇帝叫魏文帝，很仰慕中国的文化，他自己要 求整个北魏完全中国化。从文化上来讲，魏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皇帝， 他穿的衣服，住的房子，用的文字，以及一些制度都是中国化的。后来魏国又分 为东魏、西魏，西魏变北齐、北周，北周之后，变成隋朝，隋朝灭亡之后，唐朝 兴起。 　　隋唐时候，中国又变得非常强大。为什么会这样强大呢？现在的考查认为， 隋唐的强大，完全是因为把匈奴、鲜卑、旗、氐、羌这些少数民族全部合并在一 起了。北周完全是鲜卑人的一个朝代，但隋唐继承之后，都和汉人共处于一个统 一的国家。唐太宗李世民是我们汉人的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从他祖母到母亲都有 鲜卑人的血统，所以唐朝很多作风都鲜卑化。 　　总之，秦汉、隋唐这样强大，都是因为把少数民族统一到一起了。后来，宋、 元、明、清历代中，元朝是排斥汉人的，在中国建立政权后，把汉人排在第四等， 阶级分明，民族排斥，所以，元朝不到百年就没有了。后来，清朝接受这个教训， 对民族不排斥了，汉人、满人共享政权，也接受我们汉人的文化，所以满清后来 就很强盛。 　　我们讨论中国历史的大势，主要一个是开放。外部民族如果接受我们的文化， 我们可以当他是自己人，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会强大。不歧视人家的文化，不歧 视外人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唐朝接受了印度的佛教，到了近代，西洋的思想、西 洋的科学技术我们也接受。岳麓书院出过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叫魏源，他当时就 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思想在全国传播的。唐朝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整个唐朝有 23个宰相是外国人。我在西方国家讲学时，跟他们谈，我说，你的国家，如果请 外面的人做首相，行不行﹖英国肯定不行，法国肯定不行，我们中国早在一千多 年前的唐朝的时候，单单一个朝代，就有23个外国人来做宰相。我们中国人心胸 很宽大的，只要是好的，对国家有利，外国人做宰相也可以。现在美国人选总统， 外国人是不可以的，规定得很严格。当时唐朝这样强大，心胸广大，外国人不仅 可以做唐朝的公民，而且做宰相也可以，没有限制。我研究罗马史，看罗马的法 律，花很多的时间，看得我很烦。罗马法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罗马公民的权利怎 么样，哪一些人可以当罗马公民，哪一些人不可以，都取决于你是否有家业有财 产，是否可以当兵。罗马人当兵打仗很奇怪的，他的甲、刀枪、盾牌都要自己出 钱买，国家不给，穷人家买不起刀枪。买不起盾牌，就不能当兵。所以有钱买刀 枪，买盾牌，就能参加军队，可以当公民，所以他们公民含义规定得很严格。这 样子，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我们中国人来者不拒，你愿意来中国，欢迎得很。 所以我们中国因为开放，唐朝很强大，到后来满清开放一点，也强大，当然再后 来是因为内部组织得不好，内部腐败了，国势才衰弱下去。国家很排斥外部思想 的时候，就比较乱，“文革”时就是如此，内部斗争很乱。等到邓小平提出改革 开放，内部稳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才变好了。现在可以说，我们中国走上 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条正道，内部安定，发展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是一 条光明的大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回归光明正道的历史。 　　英国有一个大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 思想见地的书，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尽头了。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 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外面的世界可以征服的都征服完了，要打仗也没什么好 打的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 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 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 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 一回事，互相融合的，互相合作的，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 光明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大家不用互相斗争，不用你打我我打你。 　　如果现在发生战争，用核子弹的话，这个前途就危险了。所以互相合作，互 相融合，提高生产，改善生活，避免战争，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 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我的讲话完了，请各位指教。（掌声） ?（江 堤整理 朱汉民 校订）? 　　（摘自《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 18.80元。社址：长沙市岳麓山，邮编：410082）我要说明一点： 关于匈奴单于向吕后求婚一事，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对于汉王朝的侮辱 史载：刘邦在白登被围，勉强逃回，後采用和亲手法与匈奴讲和，并且与当时的冒顿单于结为兄弟。而按照当时匈奴的风俗，哥哥死后弟弟再娶他的妻子是一种惯例，所谓兄终弟及是也。这和当时匈奴地区人口稀少，生育力低下有关，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再婚以保持家族人口的繁荣。 不过冒顿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betaloc的说法有新意的说。 史实如何，可待专家考证。 杨宪益曾有考证（《译余偶拾》薛平贵故事的来源），谓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格林兄弟童话的《熊皮》，考证过程颇为发魇，亦为一趣 今人之与古人，怎一个猜字了得卷一百一 列传五十 匈奴列传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鴈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觽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①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②复与匈奴和亲。 注①索隐案：汉书云“高后时，冒顿寖骄，乃使使遗高后书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 ，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高后怒，欲击之 ”。 注②索隐案汉书，季布谏，高后乃止。 上文摘自《史记─匈奴列传》 ★★★★★★★★★★★★★★★★★★★★★★★★★★★★★★★★★★★ 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 ：“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 。”高后曰：“善 。”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 ：“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 。”因献马，遂和亲。 上文摘自《汉书─匈奴传》 ★★★★★★★★★★★★★★★★★★★★★★★★★★★★★★★★★★★ 以此观之，冒顿所为确实别有用心两位的历史知识挺渊博的啊。再推荐几本历史书，不妨一阅。 昭君出塞，亦是先嫁老单于，老单于死后又嫁给他儿子。 始皇出巡，刘邦见之曰：“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代也”。两人不同背景，性格及命运趋向跃然纸上。 诗云：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经过韬光养晦，励精图治，汉朝终于打出了漂亮的帝国反击战。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何等气吞山河，雄视天下的豪言壮语！ 千年之后，犹感热血沸腾。 中华民族因汉武帝的军功而称汉族。 到唐时更达巅峰，所以才有如今的唐人街，唐装之谓。 我最欣赏李靖，出将入相，百战百胜，与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交相辉映。可惜这一黄金时期太短太短。 然有宋一代，虽物埠民丰，却一直苦于边关骚扰，动辄割地赔款，有“弱宋”恶名，何也？ 一是没有形成统一坚定的国家意志，最高统治者蝇营苟苟，得过且过，纵有岳飞等世不二出的名将，直捣黄龙终成泡影。上下不同欲者，岂能胜之？二是尚武精神的衰退。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汉唐这两个大朝，有些相似---前朝皆因暴虐二世而亡，开国皇帝整肃平定江山，到二三，三四代才中兴。 至明王朝，特务，宦官横行，几乎没有有为皇帝，还不及清朝。 从当今韩国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不难看出高丽战士的顽强及狡诈。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大军数次远征，狼狈败回，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星月军团土耳其则使我们依稀看到突厥武士(记不得他们是被汉朝还是唐朝赶到欧洲的)的凶猛剽悍，他们至今妄称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煽风点火，策划疆独，仅是幻想而已。 纵观中国历史，动乱黑暗的年代居多，太平盛世实在是太少太少。老百姓总是最大受害者。 放眼当今世界，敢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者，惟美国一家而已。阿富汗，伊拉克。。。 有人讲新中国的国运与汉朝相似。细细一想，颇多拟合。我们应该迎来文景之治直到巅峰。 怏怏中华，何日复兴？何日恢复汉唐气象？谈及复兴，我可能没有星海朋友那么乐观。我还是抱一种谨慎的乐观。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起，首先是国民素质、一种文化性优势的兴起。很遗憾的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奴化教育造成的恶劣影响不能在短期内消除。不是要否定几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但是至少我们要对民族性中不适合现代化的地方进行改造--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流毒。因此，推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是要反复地强调。 近邻韩、日都摆脱不了偏狭这种岛国国民特有的心态。在汉城，大街的许多路牌上只有韩文，没有英文对照；同样，汉城的电视频道中全是韩文节目，似乎也看不到英语等外语节目，这大概都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像韩国这种倔强的褊狭，一方面能培养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搞好内部文化建设，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该民族的致命伤。因为褊狭往往会走向闭锁，而闭锁则意味着总有一天要落伍。日本的 偏狭更是走到精神分裂的崇尚暴行的极端。 古代中国的汉唐盛世时期，具有一种雍容大度的开放和包容，这是盛世之所以成为盛世的精神基础。[转载]　　　日本民族的精神与性格 　　让我们先看一段美国研究家的描述。 　　约翰·脱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中这样描述日本人： 　　　　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他的逻辑就象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这种哲学主要来源于佛教神道……日本对满洲和中国采取军事冒险的原因中，这些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沙哟那拉。“沙哟”的意思是“这样”，“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来是说“就这样吧”。日本人对一切事情每时每刻都说“沙哟那拉”，因为他们觉得每时每刻都是一场梦。人生就是“沙哟那拉”。帝国可兴可衰，最伟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为灰尘……日本人最钦佩的是鲤鱼。它勇敢的逆流而上，跃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捉住被放在菜板上它却一动不动，无奈的迎接死神——就这样吧，沙哟那拉……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花与军刀——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他们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完全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原译注，指日语动词在宾语之后）。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悲剧后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的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美国人在珍珠港被打痛了，不但给日本国丢了两颗原子弹并登上日本国土算帐，而且着实下工夫研究日本人为什么在二战时大发兽性。没有这种研究敌人的认真精神，绝不会有上述细致具体的描述。不管约翰·脱兰的描述与那个个人的见闻有多少差别，本人相信他的基本点在于，他在从根本上寻找日本人疯狂的精神基因，即或个别细节与今天的日本人有差别，也绝不影响他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 　　约翰·脱兰对日本国战争狂热根源的总体结论就隐藏在上述描述之中。他对日本帝国的历史陈述也从来没有脱离这个基本点。该书认为，日本民族这种不和谐的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民族性格，导致了他们绝对的崇尚强力征服，对内部是这样，对外部世界也是这样。失败了，沙哟那拉，无所谓。日本战前的基层军官作乱（第一章标题就叫“下克上”），是对内用强力说话，内阁不赞成战争，机枪的干活！对俄国战争以及后来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以及明知力气不济还是悍然发动了的对美国战争，都是沙哟那拉分裂症的扩大化而已。 　　所谓民族精神，当然是一种社会性的总体性格。他既表现在日常涌动的主流思潮中，更表现在历史关键时刻民族的主流行动中。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偏离主流，绝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日本人的勤奋、聪敏以及谦恭礼貌等，绝不是主流精神，也不是主流性格。日本人的主流精神是绝对的武运至上，绝对的强力征服，我不能征服你，宁可你征服我，绝对不与世界和平共存——沙哟那拉，灭亡了无所谓。国家兴亡的大事上如此，日常外交与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好好想想，日本政府为什么就是不向中国人民认罪道歉？是日本人的认识能力问题么？非也。根本的症结在于这种精神分裂的崇尚暴行的民族精神不允许他的政府这样做。说到底，根源在于民族整体思潮，而恰恰不在政府。日本这样的国度，政府胆敢公然违背民意，一定是机枪匕首的干活。不要忘记，60年代主张反省战争罪行的不破哲三，就是被公然刺杀在演讲台上的。 　　说日本人民是友好的，战争罪行只是一小撮人的狂热。那只是我们的的自说自话而已。日本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从来不强调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的暴力欲望甚至在外交场合的姿态上也不愿掩饰。一个朋友说，日本在战争问题上从来没有悔过意识。在私交场合或许能听到几句“我悔恨……”之类的话，但是一到稍微高级的外交场合，日本人绝对不说道歉认罪之类的话，最多是“给你添麻烦啦”“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许多麻烦”等等。尤其对中国，更是国民精神绝对不能允许道歉行为！但是，日本人对于美国却是俯首称臣，说奴颜卑膝也不为过。 　　这是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是只认暴力强权的民族精神。美国强大，沙哟那拉，宰割我也认了。至于中国么，对不起，除非你真正能战胜我，二战输给中国，那原因多多，但绝不是中国比日本强大！ 　　请记住朱熔基总理访问日本时在电视台接受日本国民提问的场景。是日本普通民众问，为什么中国老是提出让日本道歉的问题？朱总理回答，你可以想想，日本什么时候向中国人民道歉过？这就是日本人民倒打一耙的精神——为什么你总让我道歉？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潜台词很简单：暴力征服是日本民族的天性，你挨了打说明你穷弱落后，活该！道歉？等你能打赢我再说。 　　对于这种民族，我们需要如何应对？请记住美国人的作法。“弑父”的韩国文化[转] ??对中国文化的回避与“冒犯” ??中国古代文明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但不少韩国人却好像总要回避或淡化这一点。不久前，笔者随一个中韩青少年交流夏令营去韩国参观访问。陪同我们的韩国女导游在简单地寒暄之后，便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我们韩国人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去的人的后代，但我们韩国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听了这话我十分诧异，因为中国通行的历史教科书并没有这样写。韩国女导游的话实在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似乎是在有意回避甚至抹去中韩之间某些方面的文化传承关系。 ??除了淡化和回避外，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冒犯”。例如，中国古代瓷器代表了东方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韩国古瓷的技术是从中国引进的，而且除了高丽青瓷可与宋代名窑瓷媲美以外，李氏王朝的瓷器国际学术界公认比中国明清瓷器逊色，但韩国人对此似乎并不甘心，总想把“瓷器天下第一”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笔者在汉城的历史博物馆里参观，里面陈列了不少韩国瓷器，旁边的解说词中就流露出“韩国瓷器独步天下”的意味。据说，暴富起来的韩国商人在国际拍卖场上拼命哄抬韩国古董的价格，致使韩国古瓷等工艺品的国际市场价急剧上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古瓷、古画的拍卖成交价令国际拍卖行大吃一惊，一件15世纪的韩国青花瓷盘，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原估价20万至30万美元，结果拍出了308万美元的创纪录天价！韩国后裔对本民族古董的热爱，使得韩国瓷器在20世纪末期长时间保持“世界上最值钱的古瓷”称号，一直保持了近十年。全世界的拍卖行与收藏家也都对韩国古董刮目相看。这实在让以瓷器自豪的中国人有一点不舒服。直到2001年年初，一件明代瓷器才在香港创下了近500万美元成交价的新高，给中国人挽回了面子。 ??再比如，印刷术名列四大发明之内，被认为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但数十年来，却不断有韩国学者论证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这在我们一些人看来，简直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了。这段公案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此次考古在韩国庆州某佛塔内发掘出了一本雕版印刷的佛经，年代为公元6世纪，刻印时间应当在704-751年之间。这显然比中国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刻本《金刚经》（868年）早得多！虽然，根据推断，中国在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史书上提及的最早的雕版印刷书是唐初长孙皇后监制的《女则》，但这些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物证。据说国内的印刷学研究一直较为落后，几乎要使人产生类似“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在日本”的感叹。看着韩国学者至今仍在不懈地考证并宣传他们的观点，真让人担忧就凭着这股认真劲，他们的“阴谋”有一天会“得逞”。 ??韩国属于儒教文化圈，而且在历史上长期奉行“崇儒抑佛”的政策。韩国人强悍的民族性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理念之间的关联，还有这个民族的嫉恶如仇、忧患意识、集体意识以及凝聚力，同样与儒教影响密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韩国人更是对于长幼尊卑的分际极其在意，在地铁或公车上礼让长者的情景十分普遍。外国人初到韩国，新结识的韩国友人们往往会先问“你今年几岁”、“结婚了没”，从尊重个人隐私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多少令人不快。实际上，只要了解他们是为区别辈分，以选用“敬语”或“半语”来交谈，即稍可释怀。正因为整个社会有较强的道德意识和较高的道德水准，于是韩国人颇以亚洲古典文化的先进代表自居，自认为最得儒家文化的真传。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宣讲韩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能力最优秀的民族；也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儒文化的传播中心，日本在文化上只是韩国的学生等等。这种心态在那位女导游的言谈中也流露出来，例如她常说“韩国人特别敬老、尊师、守时、守信”，这话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夏令营的中国孩子在这几方面实在不尽如人意。自己把自己的好传统都失落了，难免会被人轻视。 ??被人轻视是不舒服的，但别人轻视你却有充足的理由，这实在值得好好反思。从历史到文化，再到民族性格，各位真乃高人也！ 日本人看中国人     长谷川弘一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 　　要知道支那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南移，经过元、明、清几代，这种南北差距越来越大……请支那朋友记住：在近一千年的历史时期里，支那（主要是南方长江流域）文明和经济的发展，总是被北方南下的胡汉联合部队所蹂躏和中断。而那些与日本交流密切的南方的地区，其人种素质就远比北方地区高，尤其是台湾。我们日本人（除了只会叩头的少数政客外）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当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在日本海域为所欲为，全体日本国民都同仇敌忾，宁愿饿死也要把钱捐出来买战舰，由于日本资金远没有支那国充裕，我们无法像支那那样买大型铁甲舰，我们的战舰从各方面讲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师，但我们在海战中却取得了完胜，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你们的古人说的好：知耻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后人的表现的话，一定会羞愤得自杀。 　　我在日本时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像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就连支那的传统文化也是日本继承的比较好。 　　当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在日支战争（编者注：抗日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旧日本军的老兵，他们至今还对当年率队冲锋而被机枪在几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们表示感慨和敬意…… 　　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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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举动，我们大韩民国当然是欢迎的。可是我的确对这种行为感到不——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如此发自内心的雀跃呢？他们的解释是：因 为我们同是亚洲人，你们的胜利代表着我们的光荣，也代表着我们进步的可 能性。西方人必须改改瞧不起亚洲人的习惯了。 听到这些，我不仅感到可笑。如果说在场上我们还能同欢呼的话，在场下， 这个导致你们为我们高兴的原因使得我有勇气冒昧的对你们直言韩国的想法。 遥想古代，我们被叫做高丽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源于你们。相对你们来说， 我们只是一种文明的派生，我们只是挣扎在你们一隅的劣等生灵。我们没有自我，我们没有尊严。在我们的历史上，即使是我们强大的李朝对你们也毫无抗衡之力。 幸运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准的给了我们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国小，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因为我们贫瘠，他给了我们强健高大的体魄；因为我们屡遭侵略，他给了我们顽强的意志；因为我们人少，他给了我们团结的精神…… 于是，当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以科技为中心的地带时，我们的品质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我们的优秀与伟大。在科技上，我们的汉城大学把北京大学遥遥甩在其后；我们的企业（三星，LG，KIA，大宇，现代，JNC…）如狂风般扫过中国的市场。可以肯定的是，你们很多中国人都以买我们的产品而感到时髦、得意，甚至你们中有一大群带有奴性的同胞，他们是极不屑 于谈论国货的。 我们大韩民国也经历过外国产品充斥的时代。但是，我们伟大的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对它们说不，而宁愿买性价比落后于SONY、丰田、摩托罗拉、飞利…… 很远的三星电子、现代汽车。而那时，这2种现在看来卓越的品牌被外国人叫做——仿造猫！可我们为拥有它们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可耻。 在体育上，只有你们十几分之一人口的我们，所得到的金牌却与你们相差无。 论智力的竞技——围棋——这种你们发明的东西，现在几乎是我们的天下！在时尚上，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完全被韩流扫荡——你们听着你们不懂的歌，穿着宽松的大裤子。这种裤子实际上是韩国历史上的传统服饰——我们在传统中追求流行，用我们的传统创造流行，你们却是在扼杀你们的一切——你们在背叛你们伟大的先辈！！！ 你们所说的亚洲光荣，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谬。请清楚铭记一点：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大洲！希腊不会以英国的光荣为光荣。我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在经度上相差15度而已。我们因为这种地理原因而共有的东西，在我们胜利的动力中是显得那样的惨淡无力。你们曾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儒家思想，平和，善良……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我们的胜利如此迟到 的罪魁。我们的胜利来自你们没有的东西——顽强，团结，以近你们所摈弃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人民，而不需要其他人苟延残喘的沾及。 我很幸运的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我们初露锋芒的时代，这个我们打败了我们老师的时代，这个展现我们伟大的时代，这个不以国家大小、人口多少、矿产贫富为衡量标准的时代，就象不应以肤色评 判人的优劣一样。在这种科学的准绳下，大韩民国赢了！！ 是的，我们长的很象，就象南斯拉夫人和美国白人一样。可是这种我们几乎唯一的共性，这种来自 我们同是远东的共性，又能意味着什么呢？——能代表着你们将来的进步吗？ 因此，你们应该停止你们的幻想了，该让那种可耻的亚洲情结清醒了！你们进步的那天，只会因为那些你们现在没有的品质——顽强，团结，用科学武装的民族主义——而到来。 ------------------------------------------------------------------------------------------------------------------------------------------------------------------------------------------------------------ Reiview & Background: A Joke， but worth thinking. 【评】 哪个文痞干的？ 青年报真相信此文是韩国人写的？典型的中国时髦文风和情绪. （jxh） 这明显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我来韩国4年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叫JNC的大集团。所谓的“韩流”文化也不过是韩国人从日本人那里抄来的，只是加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已。只有不明就里的中国人才会拿这个来讽刺挖苦自己。 （caterpillar） "本报世界杯早刊编辑部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后，决定刊发这篇文章。" 这些水编辑把网上偷来的东西印出来，还煞有介事的样子，也太恶心了吧。 呵呵。 这很明显是个对韩国有点了解的中国人写的嘛，跟那个甚么长谷川一样的 吧。某些国人怎么这么闲呢? 还有自虐倾向。 （raining） 这篇被转载并被加了编者按的《我看中国人》的真实作者，系武汉大学2000级本科生，网大论坛网友，网名：法国尘埃。 该网友于6月15日发表《如果我是韩国人（法国尘埃久别后的理性思考），并于6月16日对该文进行了一点修改。 该文现仍存于网大论坛。 作者武汉大学网民法国尘埃声明如下  [这篇文章，使我6.15写的，但是由于没保存，发送失败而导致丢稿，今天早晨重写了一遍，差点累死我了……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判现在中国人对韩国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认识，揭露韩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主要想说明的是：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共性或者联系，不是他们胜利的原因，甚至可能是他们久久不能胜利的原因，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为韩国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为韩国的胜利而对自己产生信心，为韩国的胜利而预见我们未来的胜利，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东亚人，这是毫无逻辑的，更是可悲的，我们现在应该增强他们拥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他们胜利的原因。 那就是----团结，顽强，民族性！！ （ddppp） “韩国人看中国人”一文的发展过程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篇“韩国人看中国人”一文的发展过程： 原文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生发表在网大论坛上的，原题目是“如果我是韩国人”。发表后，不断被转载，题目被换成了“韩国人看中国人”，“一个韩国人看中国人”。一篇由中国愤青写的文章就变成“韩国人”写的了。 更有各大网站的站务网管们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转载。这过程中，不知是哪个人（也许是恶作剧）将“韩国人”改成“韩国女人”，题目又变成了“一个韩国女人看中国人”了。这过程中，记者们再次显示了他们的素质：上海的青年报（世界杯早刊）将其刊登在报纸上，并号召读者参与讨论。扬弃......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 孙隆基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 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 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猛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 族》等。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个"长时期"的综观，看能否整理 出一些头绪解释中国今日的处境。千年之交是结这种长阶段总帐的恰当时机，公 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 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风水" 是转了，但未来这五百年会否轮流转，我们拭目以视。 　　只将中国与近代西方比较，仍然有西方中心论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 国本身的发展规律并和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还涉及内亚洲与中国有关的千年 动态。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较不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 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 《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 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 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 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1 　　麦克尼尔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 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 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 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 "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 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 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 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 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 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 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 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 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 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2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 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 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 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 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 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直到现代共产党统治为止，国家基本上放弃 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 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 -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 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 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 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 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3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 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 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 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 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 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 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 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免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 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 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 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 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 "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 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 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 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 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4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 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 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 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 ．贝图塔(Ibn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 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 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 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 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 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 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 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5此 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 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 造业。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 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 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 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 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 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 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 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 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宋 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 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 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说法，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 因素。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编织的"民族英雄"谱系里变 成先烈，正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交侵底下的受难国家。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可免 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 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 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 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两税制"轫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后起的 朝代又必须重新执行--如明代的"一条鞭"和清代的"摊丁入亩"，似乎并非一劳永 逸，而是循环出现。宋代的文官统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 --也屡受贵族统治的干扰。至于宋代印刷术虽然发达，但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当 时或许已有近代"民族"观念的萌芽，但这和近代国家用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塑造 "国民"的积极措施还差得很远。 　　同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欧和俄罗斯文明的婴儿期。在这里，必须交代一些历史 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分歧性。 　　继中华"第一帝国"--秦汉帝国--于公元三世纪崩坏后，中国进入长达三百六 十年的分裂、倒退与恢复时期。此时，华北被落后民族占有，但在他们接受汉化 的基础上，中国原有的文化与制度获得进一步发展，种族也被注入新血液。在经 历长期分裂、分途发展和民族融合后，隋唐帝国凭大运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础上 重建"第二帝国"。至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又趋于解体。这次，分裂时期较短，不到 一个世纪，中国本部于979统一于宋皇朝。但在上面已经指出：宋代不能构成"第 二帝国"的重组或"第三帝国"的韧始，它是中国皇朝史的一个变种，反而有点像近 代在列强交侵底下的弱"国"。 　　罗马帝国崩溃过程近似秦汉帝国，在时间上也接近。秦汉帝国的余绪--晋室， 在中原秩序崩溃、五胡武装勃兴的情形下，于317年南迁至建康〔南京〕。罗马帝 国则于331年迁都于拜占廷，帝国的东西分化从此不可逆转，而匈奴和日尔曼蛮族 大规模的入侵也开始。至476年，西罗马已无君主，西部地区进入长期混乱。至8 00年，在中国已经过了中唐盛世，法兰克人在西部始有重建"西罗马帝国"的尝试。 　　这个尝试，促成了西欧文明的诞生。以法兰克人为主的日尔曼民族与罗马教 廷合作，在政治上、教义和教仪上逐渐摆脱拜占廷"罗马帝国"的阴影，缔造了自 身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则在988才脱离原始宗教，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进入 文明阶段。而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西欧与俄罗斯分途发展形成 定局。因此，西欧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合拍的是西亚地区。该地区从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政 权，从苏末、巴比仑、亚述、波斯、亚力山大、安息，一直到撒散匿(Sassanid) 帝国，兴衰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因此不像中 国的朝代制度。在中国建立"第二帝国"的时候，西亚也为回教"大食帝国"统一。 回教创始人谟罕穆德与唐太宗同时，而大唐与大食在古代社会式微后，各自在它 们继承的地域里缔造一个"中古"的综合，其辉煌程度超越"古代"。隋唐发扬了秦 汉模式、从中土帝国蜕变为东亚帝国，而大食帝国则是接收和改造了两个地盘： 其一是古代最后的一个波斯帝国撒散匿王朝，另一则为罗马帝国的整个南半部， 从中东沿北非到伊贝利安半岛。大食无疑问是古波斯的继承者，同时与拜占廷和 胚胎期的西欧文明争夺古罗马的继承权。 　　大唐进入九世纪，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节度使割据，皇帝的废立则掌握在 宦官手上，政治的腐败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处于重重矛盾中的唐室在907年灭亡。 大食帝国进入九世纪，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宗教派系冲突加剧，君主哈里发(Cal iph)仰赖由突厥人组成的奴隶军保护，结果哈里发的废立落入他们手中。政治腐 败与赋税沉重引起农民、游牧部落、和奴隶起义，至十世纪初期多打着持信仰歧 见的十叶派的旗号。至945年，一个信仰十叶教派的军事集团布夷(Buyids)掌控了 巴格达，大食名存实亡。哈里发以名义上的共主身分残留，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 西征的蒙古军杀害。1279年蒙古灭南宋。 　　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回 教从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国，走向波斯化，继承了西亚地区的文化遗产。由于它 处于旧大陆的中间地位，大食汇聚了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知识。后来西 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多经由回教文明之手。 　　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之交，在印度也是一个大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当玄奘访 问北印度期间，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 次引进佛教，即所谓"后弘期"，传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 演变为密教的佛教与印度教渐不可分，走向没落，而印度教内部则虔诚派(bhakt i)兴起，变成大众运动，至一千年之末已经压倒佛教。公元997年，大食帝国瓦解 后第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独立回教国家喀兹尼(Ghazni)，从阿富汗不断地侵入北 印度，对印度教大加杀戮。但在十二世纪初，一个继起于阿富汗的突厥回教政权 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 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SultanateofDelhi)，乃今日 南亚分成印回两大派之始，取代第一个千年的印佛两大派的对立局面。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与回教化，也在两个千年之交。西域地区的人种自古以来 以"吐火鲁"(Tokharian)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 中亚地区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原先臣服于回讫帝国的葛逻禄(Qarluqs)，他们在新疆 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建立"黑汗"(Karakhanid)帝国。他们的回教化在公元十世纪 中期。在十世纪末，邻居的塞尔柱(Seljuk)族也改奉回教。这些都是广义的突厥 民族，今天这整个地区即称作"土耳其斯坦"。 　　公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边疆民族" 　　一位澳洲学者指出：宋代有当代世界最惊人的战争机器：一百二十五万人的 常备军，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营的大规模生产的军工业，宋人利用大运河输送的 后勤系统无比优越，其国防费用史无前例，其庞大程度会使汉唐大帝国破产，但 北宋对辽与西夏在军事上始终吃瘪，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 被蒙古人消灭，真是令人费解。还必须指出：宋代的武装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火 药应用在战争上者。 　　在公元二千年之前，文明世界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常发生。事实上，整个 "古代"世界的没落可与文明被野蛮浪潮掩没划上等号。但这都在文明世界自身腐 化之后发生的，汉帝国、罗马的倾倒即其例证。当文明处于鼎盛状态，对野蛮民 族总是无例外地占上风。汉帝国之击破匈奴、罗马之征服高卢与不列颠、隋唐帝 国之降伏突厥，皆其例。 　　然而，宋朝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越汉唐的情形下，又当皇朝建立之始，该 是最有朝气的阶段，却从开头就受制于较落后民族，它拥有世界前卫的战争机器， 却仅足以采取守势，在负担沉重的国防经费之余，还得对辽、西夏和后起的金付 出大笔的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代仍创下中华第一次被非汉族整个灭亡的 记录。这个世界史上的大吊诡如何解释?这里作两处试解。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蜕化为"边疆国家"。 这种新型的边疆民族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它在军事上保留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 的凶悍，但其辖地却囊括文明地区的边缘，统治大量的定居臣民和市镇，因此在 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和意识形态，遂兼有两者之长。 　　秦汉帝国面对的敌人匈奴是分为部落的，单于居中，左右贤王居两侧，其下 还有大小王公，各领其部落，因此被汉朝分化，各个击破，大部份投降，残余者 往西流串，后来侵略北印度和东欧。隋唐两代必须应付的突厥大帝国也一般，可 汗居中，其他各汗居四侧，各领自己的部落，而他们兄弟叔侄之间又不断争夺"可 汗"之位，遂被隋唐帝国摆布操纵而击溃，不愿降伏的则被赶向西跑。 　　这些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只限于掠夺，而不想加以统治，因为生活方式格 格不入，坐下来抽税不如周期性的来回抢掠来得痛快。迟至947年，刚改国号为" 大辽"的契丹人攻入开封，灭掉后晋，仍无留下来常驻的打算，反而觉得汉人难治， 饱掠一顿而归。这时，离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936年还不久，契丹族朝"边疆国 家"的蜕化才开始。 　　这类新型边疆国家不同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据中原，但全盘汉化。 北魏于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皇室把自己和其他部落贵族的鲜卑姓都改为汉姓， 以洛阳为籍贯，而且按照汉人世族制度的方式排门第，规定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 士族高门通婚。这是自愿被中国融化，而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室和唐室，都来自北 魏这一脉。 　　另一方面则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和回讫的例子，他们虽因接受中国 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但却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特别是语言，而且另创本国文 字。朝鲜诸国和日本都是定居民族，与中国或全不接壤，或处于很偏远的边疆。 因此，可与后来的辽、西夏和金作更恰当比较的莫如回讫游牧帝国。他们仰慕中 国，但为了不被儒教文化吞没，在洛阳遇到摩尼教后即将它奉为国教，又用中亚 康国的(Sogdian)字母另创回讫文字。他们相当文明，王室与唐朝和亲，成为长期 的盟国。在保留民族意识上，辽、西夏和金与上述这些国家都相同，不同之处是 占领了中国的北疆，包括长城一线在内，变成直接威胁内地的敌国。不妨说：中 土文明广被四方也有坏的报应。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为新型边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国衰落后称雄于 西亚的突厥人。突厥游牧帝国在大唐帝国处碰了壁，在中亚零星的突厥部落则与 回教世界接邻，有被俘虏而在市场上拍卖为奴者，也有自动归降的，不少成为奴 隶士兵，因此他们"非部落化"极彻底。9后来，他们在大食帝国内部用武力代替了 原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主人。这种渗透方式与辽金夏民族的"边疆化"不同，后者是 游牧民族之定居化与汉化。前者虽然也导致突厥民族皈依回教，并成为该信仰的 最后一支生力军，但同时造成回教世界定居与游牧之分界崩溃--这个疆界模糊化 的特色至今犹存。 　　大食帝国后期，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割据势力都招募奴隶兵团。公元93 7年，里海边的一个十叶派割据势力被它自己的雇佣军--包括有大量的突厥奴隶骑 兵--篡夺，建立布夷政权。也就是他们在947年掌控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咸海的 河间地带(Transoxania)，一个波斯人地方政权撒蛮匿(Samanid)候国防御中亚游 牧区，本是守土有责，但当作为对手的突厥民族纷纷改奉回教，造成"圣战"出师 无名的形势后，突厥人即大量成为撒蛮匿边区政府的士兵。前述侵入印度的喀兹 尼政权即由一位叛离它的奴隶将军在阿富汗建立的，是第一个脱离大食独立的奴 隶王朝，并且把这种军事奴隶制和回教一起输入北印度。它可以说是回教文明和 印度文明之间的"双重边疆国家"。 　　公元999年，黑汗帝国灭撒蛮匿。1040年，刚改奉回教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咸海 的河间地带南下，消灭了喀兹尼国，进据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urasan)地区，于 1055年又西向消灭布夷政权，占领巴格达，其领袖自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 儡，不同者是他们用主流的素尼教派取代了布夷的十叶教派。塞尔柱的兵威继而 扫向小亚细亚，意图消灭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亦即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圣 战"，乃引起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线。 　　此时，回教世界的旧领导阶层--地主和官僚--已失势，统治阶层走向军事化。 这种形势造成回教世界从十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模式：突厥军事集团吸收回教 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结，共同剥削广 大农村里的劳动者。10这与中国的文官统治在城与乡、商人和农民之间保持一个 平衡的试图比较，无疑是落后的制度。突厥统治者还继续招募奴隶军来延续自己 的王朝，并发扬大食帝国凭军功领受"食邑"(iqta)之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秦朝以 后已非主流。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汇通，却非关在家里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间力图 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国文官统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蛮的武力利用文 明的资源创造的业绩。这句话最适用于突厥人的后继者蒙古人身上--他们是西方 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以前首先用欧亚大草原来畅通旧大陆的先导。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 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 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 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 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 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 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 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 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 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11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 "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 东亚战场的战争水平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 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 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 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 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这是现时代的"全 球化"眼光。 　　蒙古人是很落后的。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不属于包含 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他们顶多只是辽金西夏这类边疆国家的边疆国家。但 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 是模仿契丹人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 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 这种组织是新型的，但蒙古人起步阶段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 倒任何建树。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 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接二连三地屠城，消灭了五份之四人口，使 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大漠化"。当时的蒙古人 与定居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懂得如何统治。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 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 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 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在中国就不只朝"边疆国家"形态蜕化， 而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 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像蒙古这样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 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乃顺理成章。除了东亚 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 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 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 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 攻伊朗，杀掉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 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 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Mong 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繁{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 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从"后殖民地主义""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例 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 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中国在形 势上该执该系统的霸权，但宋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这个前近代 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而是多中心的。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 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 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 交叠，而(4)(5)则与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 圈交叠，后者则与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13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 "蒙古和平"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已中 断。1368年，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被明朝推翻。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 其主子提出挑战，并初次在战场上获胜，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 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瓦解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 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在本文里也无须置言。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但其精华地 段无疑是中国，因此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 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分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 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 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 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另一方面，元朝统治有很多地方似乎 背离中国传统。 　　首先，宋代的儒家文官体制不受重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虽然也重 用汉人，却并不恢复科举制度，至1313仁宗朝才恢复，但由此渠道出身的士人居 于高位者大不如前代。元代在运用多民族的人才方面的确冲破儒家教育的局限， 但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蒙古王公，而不是文臣。蒙古人本身数量少，又在降伏欧亚 大陆之后才征服南宋，因此，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 这些人办事的方式有异于中土，常造成文化冲突。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 桑哥虽然解决了中央的财务，却引起政争而被杀，乃因为他们那套是西亚的突厥 军事集团与城市里大商人勾结的方法，在儒臣眼里变成"聚敛之臣"。 　　这一切，以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看似乎乃倒退。另一方面，元代是中 国史上最不"轻商"的时代。其实，南宋已经朝这个方向走，而元代则发展至商业 全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地步。元世祖又在宋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 国统一的纸币制度。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在中原长期作战，造 成华北的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从此一蹶不振。蒙 古虽然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至元 代，华南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贸易又获进一步发展，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 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蒙古统一中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 于元时内附，从此中国人习惯上觉得西藏是国土一部分。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 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他们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 斯兰，因此后者被中国人称作"回教"。在中国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为基地的察 合台汗国受了该地臣民的影响，后来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 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不信的回讫人改奉回教。14后者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 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对亚洲总体来说，蒙古东征西讨的遗产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 的蒙古军西征接二连三地摧毁了突厥人政权，尤其中止了塞尔柱人的西进，把东 罗马帝国的寿命多延长了两个世纪。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万人，为了扩充队伍， 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变成"蒙古军"。因此，所谓"统一大漠"其实是把原先地域已 经很广却很分散的突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地盘进一步扩展。因此，当蒙古浪 潮退潮后，西亚的突厥人继续西征，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国，在伊朗 者则建立十叶派政权，是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进军俄罗斯时，自身的民族只能拨出五千人左右，其余是内亚洲的其 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为主。他们征服的南俄地带原先已为钦察(Kipch ak)游牧民族占领，也属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索性以他们为主 力，以其名为国号。后来，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 种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在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和国里是第二大 民族。 　　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的所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蒙古旋风 对西亚回教世界的摧毁特别沉重。他们对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破坏未 尽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为瘸子帖穆儿(TimurLenk)完成。他是突厥人， 出身察合台汗国辖下的咸海河间地带，属于文野分界的定居民这一方。但他自称 察合台汗的继承人，非但没有保卫文明，反而刀刃向内，捣向伊朗腹部，并模仿 野蛮阶段的蒙古人屠城、筑头颅塔，而且蓄意破坏文明的基层建设如灌溉系统之 类。该地区定居与游牧的界线早已不稳定，从此，伊朗--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变 成大漠的延伸。今日伊朗境内四分之一人口是突厥人，游牧是国民生活很重要的 部分。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造成的后遗症，无疑是 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如同今天的"第三世界"。西欧 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他们从 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 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 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军西征也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 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是继东亚之后的第二个"高科技战场"。 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 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15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 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 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 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 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 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 海国家独领风骚。这个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在前阶段，旧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 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 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 "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有走向海洋的意志、并能把新型火 炮装上远洋船舰的海权国家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使者。 　　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 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 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 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 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 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 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 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 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16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 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 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 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 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17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 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 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 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 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 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18这在开 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 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 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 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 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 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 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 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 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 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 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 "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 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 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 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 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 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 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 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19最令人瞠目的 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 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 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 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 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 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 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 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 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它有表 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 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 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 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 20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外国和中国 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 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 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 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 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 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 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 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 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 "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 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 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 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 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 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 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 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 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 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 使用者。21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 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 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 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 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 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 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 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 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22他无向外扩 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 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 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 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 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 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23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 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 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 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 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 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 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达迦玛于1502年率领十五艘全面武装 的船舰，炮轰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权。东非海岸斯瓦锡利城 邦(Swahilicitystates)--是郑和航海到达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贸易繁荣昌盛的， 现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内陆，整个斯瓦锡利文明从此衰亡。西欧人带来地 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这一带，早已 由华侨所殖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时，曾与盘踞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 bang)的华人领袖陈祖义作战，杀掉五千人，并把陈本人带回南京正法。这些人可 能就是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残余。明廷的政策是消灭海外不肯 就范的华侨，宁可扶植地方土著，对马来海峡对岸的麻六甲恩泽有加，郑和几次 下西洋都用它当基地。后来中国势力自动撤出，让麻六甲自生自灭。但葡萄牙之 消灭麻六甲却获当地华侨协助。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经处身法外。当他们 与麻六甲政府发生争执，需要国家力量撑腰时，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帮忙。明廷则 对整件事无关痛痒。至1557年还把澳门给了葡萄牙。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已经发现新大陆。葡英法等国也 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 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西非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 个建筑在三洲分工体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在这个大西洋圈成形 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 造成合围之势。1565年，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 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的明廷在干什么?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闹"倭寇"之患。它的起 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贡团"在宁波闹事引起的。但后来几十年延续不断的犯 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 "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 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 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 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 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 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 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 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 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 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 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逼上梁山、变成海 盗、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 劫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 次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 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 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 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 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 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 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 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tr 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到 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大 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 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 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 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 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 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 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 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 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 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 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 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 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 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26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 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 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 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27十七世纪初， 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公 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英 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 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 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 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 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 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 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 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 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 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 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 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 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 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 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28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 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 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 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 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 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 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 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 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 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 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 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 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 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 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 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 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 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 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 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 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 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的华 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群。 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 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 （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 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 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 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 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 明清两朝差不多。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 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 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 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 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 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 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 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 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 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 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 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 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 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 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 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 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 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 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 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 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 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 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 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 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 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 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 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 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 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 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 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 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 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 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 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 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 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 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 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 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 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 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 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 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 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 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 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 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 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 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 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 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 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 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 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 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 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 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 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 能低。"29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 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 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 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 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 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 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 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 "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 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 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 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 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 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包 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 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 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 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 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经 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 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而 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 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 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洛 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地 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它 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首 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民 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 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 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 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 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 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 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 -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 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 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 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都 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洲 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 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史 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 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 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 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 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焦小云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日至２９日赴北京 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 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１．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 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 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 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 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 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 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 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 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 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 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 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 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 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 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 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 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 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 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 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 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 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 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 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 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 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 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 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 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 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 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 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 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 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 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 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 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 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 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 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 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 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 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     ２．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 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 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 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 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 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 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 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 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 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 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 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 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 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 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 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 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 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 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 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 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 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 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 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 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 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 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 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 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 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 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 宰相至少有２３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 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２３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 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 ［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 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 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 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 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 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 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 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 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 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 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 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１６世纪 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 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 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１６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１ ８２０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 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２０２０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 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 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 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 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 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 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 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 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 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 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 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 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 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１６世纪初的 １５１７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 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 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 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 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１６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 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 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 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 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 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 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 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 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 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 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 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 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 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 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 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 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 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 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 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 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 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号     □录自《华夏文摘》第二四三期    “大国者下流” -------------------------------------------------------------------------------- 　　　　　　　　　　　　　　　　作者：金庸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劳。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金庸）*风云阁主扫描校对www.nease.net/~jerrybai* -------------------------------------------------------------------------------------------------------------------------------------------------------------------------------------------------------------- 金庸：“通才”时代的尾声 　　作者: 蔡翔     与当时的武侠小说诸大家相比，金庸作品不算最多，但却以其之深厚的学养与 才情、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独擎大旗，而将中国武侠小说推向一新高度。细观金 庸小说，实已将民国年间南北二派熔于一炉，并将自己对国家、民族、历史、政 治、人性、爱情之深刻体认贯穿于作品之中，即使学界中人，亦不敢因其通俗而轻 易贬之。而与当时武侠小说诸家相比，我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金庸善言情，尤以小儿女之情最为传神，如郭靖与黄蓉。金庸写情，受《红楼 梦》影响颇深。金庸想象力不可谓不大胆，如《天龙八部》。金庸对人性洞若烛火 ，性格描写之复杂，并不逊于所谓纯文艺，如《笑傲江湖》。金庸写侠之大者，自 有一股正气，以郭靖、杨过、胡斐，亦可见太史公之影响深远。金庸对政治、权力 之认识，实已参透了中国历史。金庸学力之深，可见于其对历史的熟悉，尤以元、 明、清史为其所长。武侠小说固然有对历史的戏说成分。然而金庸的 “戏说”并非 胡说，其说常有历史的真实支持在后。金庸尤喜在小说中让“正史 ”（常以异体字 标出）和“戏说”并存，可视作金庸作为一学者的“技痒”。金庸国学根柢极深， 其景物描写常从古典诗词间的意境中化出。金庸于儒、释、道及诸子百家多有涉猎 。小说中论禅说儒，均有出处。金庸对中国历史乃至民族争斗，其见解常超出一般 言论，如《鹿鼎记》，民本思想远甚于狭隘民族主义，其中固有当代思想之影响， 亦可见清代思想家的影响痕迹（如黄宗羲）。 　　读金庸小说，不可不读其后记。金庸小说的后记，常可见出金庸跳出武侠小说 作者的限定，而露其哲人和学者的风貌。如《笑傲江湖》的后记，作品对“自由” 的论述，极具哲人之睿智。《倚天屠龙记》的后记，又可见出金庸对中国政治领袖 入木三分的认识。读金庸小说，不仅仅是一种通俗意义的消遣，亦是一种知识和思 想的愉悦。 　　金庸的小说，固然有赖于他广博深厚的学养，同时亦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相关 。金庸初为一报人，后又写过电影剧本，尔后又办《明报》，《明报》自６０年代 香港难民潮事件中异军突起，逐渐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大报之一。在办报期间， 金庸不仅显示了他从商的异秉，亦显示了他作为时评家的才华（在这期间，金庸写 了许多的时事政治评论）。金庸亦积极介入政治，６０年代后期曾受到香港左派的 攻击。８０年代，又积极介入香港回归的立法工作。金庸的成就决不仅仅在于武侠 小说创作。可以说，金庸的学识和经历，使他得以成为一个“通才 ”，为此才造成 他波澜壮阔的百科全书式的武侠小说创作，而在当时的武侠小说诸家中，实在不作 第二人想。 　　然而，正在金庸逐步进入巅峰状态时，在其完成《鹿鼎记》后，突然宣布封笔 ，而后彻底退出江湖，使千千万万武侠小说读者失望不已。 　　金庸封笔的真正原因我们不得而知，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当金庸疏离商业 因素后，武侠小说作为一门写作样式，也的确开始束缚金庸独特的个人创造力，不 管怎么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仍然有它的模式化规定。在《鹿鼎记》中 ，金庸企图突破这种限定，并使它非武侠小说化，然而这种突破毕竟是有限的。所 以金庸后来反复宣称他要开始写真的历史小说。 　　金庸的封笔以及古龙的辞世，梁羽生的淡出，使港台新武侠小说逐渐显现出凋 零的局面，当年的鼎盛期已不再现，而且后继乏人。 　　尔后，虽有温瑞安来港，并以“四大名捕”系列震动武侠文坛，然其才情学识 毕竟难望金庸项背。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温氏都更接近古龙的创作路数。而金庸 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写作，已不复再见。 　　金庸的传世无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或许可以说是一个“通才 时代”。实际上，非独武侠小说写作，在其他的学术和写作领域，随着一些?通才” 的辞世，也都在预告着这个时代的结束或行将结束。 ------------------------------------------------------------------------------------------------------------------------------------------------------------------------------------------------------------- 金庸的侠路历程-----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 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 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 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 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 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 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基础。但这也不是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 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 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 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 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 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 …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 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理想，这也是金庸的侠意 识，更是金庸对中国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贡献。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对话。成吉思 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 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 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景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 爱护百姓之人”。 　　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段誉和虚竹擒到辽帝耶律洪基，萧峰求 辽帝一诺：终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边境。在得到保证后，萧峰随 即折箭自杀以谢罪。 　　要知道，萧峰是辽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结义兄弟，宋辽开战， 萧峰所念念于心的，则是苍生百姓的安危幸福，并以一己之死，换来 了宋辽两国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乐业。辽国百姓免去征战之苦， 萧峰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苍生得以安然无扰，萧峰也是为民造福。 这正体现了一个大侠的最高境界。 　　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 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层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是自司马迁始，从司马迁 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的“布衣之侠”，到少 年豪气、复仇报国的“幽并游侠”，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 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困厄的作为上，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 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 是一个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侠，而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 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侠要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这才是侠之 大者。 　　显然，金庸继承了传统的侠意识，并发展光大了它。 　　“布衣之侠”到“侠之大者”，这便是金庸的侠路历程。 　　在金庸笔下，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 　　侠在金庸笔下才开始光茫四射。 　　“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 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 希望不只在梦里回唐朝 这篇文章很久以前就想写。现在在国外留学，更是感觉有必要写。我想，这种冲动，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其次源于对中国文化现状的焦虑。 我只是一个客居异乡的留学生，并非什么大人物，人微言轻。也许，我的文章没有多少人会重视，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我，煎熬着我，于是在夜澜人静后的柏林，我打开电脑，写下了这篇文章。一来，求得心中片刻的宁静，二来，觊觎能唤起更多象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的一些注意。 朋友，您有在小时候看小人书的经历吗？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在七十年代或更早出生的人来说，小人书是不会陌生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是它们陪伴着我们的童年，是它们给我们上了中国文化的启蒙课。小人书中所渗透的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几年以前，当我在某城市的古董市场看见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竟价值不菲时，我猛然发觉它们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如今，肤浅的日本漫画充斥儿童读物市场，我们后代对日本漫画人物可以如数家珍，而对刘备，岳飞却所知甚少。那些掏腰包给小孩子买书的家长们，你们还记得曾给你们的童年带来无限乐趣的小人书吗？你们希望你们的小孩子长大后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吗？ 我很欣赏一个移民美国的长辈的做法。他的小孩子长到适龄年龄后，就被送回国内读小学和初中。因为他相信：“中国人就应该能说中国话，应该了解中国的文化，不然还叫中国人吗？” 记得刚到德国时，同学们互相做自我介绍。当听说我来自中国时，有一个德国同学很高兴地告诉我：“哦，中国我知道；中国菜很好吃！”接下来，我的心很痛。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在外人的心目中竟只剩下她好吃的食物！我的心在流血…… 我想，现在的中国人是应该是古往今来最“向钱看”的一代了罢。诚然，我们中国人是穷怕了，不愿意再过穷日子了；但疯狂追逐物质享受之后，我们的文化那里去了？商业社会一切都以钱来衡量，但文化是不能用钱来换取的！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们现在的文化就象一片正在被沙化的绿洲。而引起“沙化”的原因主要就是我们国人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而非外来的冲击。 金庸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观》中说道：“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敌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他所说的：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你可以在肉体上统治我，但在精神上不行；相反我可以在精神上把你同化掉！可是，没有了这种使得我们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的中国是要被外来文化同化的。如果如此，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象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一样存在与人们的记忆之中而被称做“古中国”。 国内曾流行一句调侃：什么东西到了需要倡导大家来保护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快灭绝了！熊猫如此，京戏如此。每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文化身上。 曾几何时，喜欢上了《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我到万里以外的德国留学还带着这张ＣＤ。每每听到丁武那高亢的歌声，我就禁不住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那歌声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呐喊：“菊花古剑和酒 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的月亮 开元盛事令人神往　风 吹不散长恨　花 染不透乡仇　雪 映不出山河　月 圆不了古梦　沿着掌纹烙着宿命 今宵梦醒无酒　沿着宿命走入迷思 梦里回到唐朝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男耕女织丝路繁忙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纸香墨飞词赋满江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豪杰英气大千锦亮　今宵杯中映不出明月 霓虹闪烁歌舞升平　只因那五音不全的故事 木然唱合没人失落甚么　沿着掌纹烙着宿命 今宵梦醒无酒　沿着宿命走入迷思 梦里回到唐朝　忆昔开元全盛日 天下朋友皆胶漆　眼界无穷世界宽 安得广厦千万间　沿着掌纹烙着宿命 今宵梦醒无酒　　沿着宿命走入迷思 梦里回到唐朝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纸香墨飞词赋满江　今宵杯中映着明月 豪杰英气大千锦亮　沿着掌纹烙着宿命 今宵梦醒无酒　沿着宿命走入迷思 彷佛回到梦里唐朝” 希望我今夜真能梦回唐朝……更希望我不只在梦里回唐朝……一篇帖子，一个事件，深入其发掘隐含的意义，有时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过程。星海朋友发的这个帖子，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谢谢Starsea诸子百家看金庸：郭靖与黄蓉 项庄 倪匡以九品中正方式评价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我非常赞成，有些无可无不可，也有些完全不能同意。 这是很正常的。假如一致鼓掌通过，并不表示倪匡看得准，反而表示他缺少独得之见。正是要评价不同，各如其人，那才不枉了金庸塑造人物的一番心血。譬如常有人为红楼梦中的女性争执，主要是对宝钗和黛玉的品评，或拥钗或拥黛，老友甚至为之挥拳。如果人人都接受戏曲片一面倒扬黛抑钗的观点，曹雪芹魂而有知岂不更为寂寞？ 非常赞成的不必谈，无可无不可的也不必谈，不能同意的才值得谈一谈。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後。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麽想就怎麽说怎麽做，在俗人眼中为幼稚甚至愚蠢，身受其「真」者方能体会他其实是大智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要向他写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如果金庸不写「神雕」，黄蓉的形象不致遭受破坏，正因为「神雕」必须以杨过为主，黄蓉就注定遭殃。杨过和黄蓉是一类人物，以巧而真对巧而真，然而宾主之分已定，黄蓉只好成为杨过的绿叶。但郭靖在「神鹏」中的声光仍然不逊杨过，那是性格使然，拙而真终究是巧而真的顶头上司. 金庸武侠魔鬼词典 A-attraction 吸引力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其吸引力对全球华人来说是不一般的，从小说的背景来说以历史来营造武林事件的发展，而小说所着重刻划的人物则对读者的吸引力绝不比其他类型小说精品差，小说对涉世不深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学生最具吸引力，但一但对金庸小说有个全面认识后，这一生都会被其吸引，可谓百读不恹. B-begin开始 金庸小说的开始始终不尽如人意，有时铺垫过多，影响了读者的阅读，而在其十五部小说中，开始的较好的有<天龙八部>和<飞狐外传>.而<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的开头就有些不太合理，好似过去在电影开始时的假演一样. C-child孩子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最大特点多是从孩子开始写起，<射雕>三部曲中全部都是写主人公小时的成长，而这正应了正长的经历对读者的吸引力较大的说法.其他的如<飞狐外传>，<侠客行>也是从主人公小时写起，这也许是金庸小说青年读者较多的一个重要缘固. D-die死亡 武林世界离不开死亡，因为江湖争斗不死即伤，死亡对江湖义士是不可免除的，最令我们可惜的是萧峰的死，有点令我们身心都受到伤害，还有张翠山与殷素素的死，让我们也感受到义的珍贵，同时也产生了较多的无奈. E-emprise武侠 没有武就没有侠，而没有侠，武侠小说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因为人们毕竟还是始终在追求美好事物的.在金庸小说中，被确认为大侠者以资质不佳的郭靖为首，但在后期郭靖的形象有些单薄，没有了其年青时的执着，只是对侠进行了片面的注解，这也是这个人物的重大缺憾. F-fans金庸迷 在华人世界中，迷上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不少，这说明金庸小说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这是金庸对中文小说的一大贡献. G-game游戏 金庸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脑游戏的不少，而最为全面体现金庸小说的是金庸群侠传，这个游戏把金庸小说的故事与主要人物充分结合，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游戏找出十五部小说，就如《鹿鼎记》中要找出八部《二十四章经》一样。玩这个游戏你会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有个初步的概括性了解。 H-hero英雄 金庸武侠小说的不管英雄，其中侠之大者郭靖为重要人物，凡读过《射雕英雄传》或看过黄日华、翁美龄演的电视剧的人无不对郭靖之英雄气概所吸引，其他的英雄也不少，其中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有萧峰。 I-if假如 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假如你是金庸，你将会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结局如何处理。许多人首选不让程灵素去死，因为这完全是个悲剧了，这对程灵素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心灵美好的女子会去死呢？小龙女都没有死，为什么偏她要去死？这是善良的金庸迷们难以接受的写法。 J-joke玩笑 金庸小说知名度在不断地提高，随之而来的玩笑和幽默作品在网上流传得也较多，许多著名的段子令人忍不信要哈哈大笑，而这幽默的成份只有读过金庸小说的人才会全面理解。 K-kill杀 虽然武侠小说中经常会有点到为止的比武，但杀这个概念还是充斥在武侠小说中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最惨无人道的杀是凌退思对其女儿的杀，其次是宋青书杀害其师叔。 L-love爱情 在金庸小说中，爱情的美好让读者陶醉，同时也让大家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有较大的认同，黄蓉与郭靖的爱情可以看出男女性格的互补，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的不俗，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爱情的凄惨，丁典与凌霜华爱情的坚贞，游坦之的单恋的苦涩…………，这些都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有所对照，以珍惜我们自已所拥有的幸福。 M-music音乐 金庸小说写到音乐的有两部较为重要，一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碧海潮声曲》，在这部曲中写的主是音乐与武功间的关系；一是《笑傲江湖》中的《笑傲江湖曲》，这里重点是写音乐和知音的问题，其中：任盈盈的琴声与岳灵珊的歌声都对主人公情绪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N-name名字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的名字叫得比较特别，许多名字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如郭靖、杨康、张无忌等，在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别名或绰号，以区别于其他人。比如： 岳不群的“君子剑”，狄云的“空心菜”。有正有反，对小说起到很大的衬托作用。 O-organization组织金庸所创造的江湖武林有大大小小的组织，其中重点写了丐帮，写了明教，写了红花会等，其中日月神教、全真教、神龙教等也写得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金庸在写这类小说的想像力。 P-poison毒 金庸武侠小说除了写正派武功之外，还着重对毒的使用做了很多的描写，而药王、五毒教、西毒都对小说情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毒写得最有哲理的是情花毒，小龙女、杨过和李莫愁都中了毒，但最后的表现却不一样，从中体现人的品质的高尚与低下。 Q-question问题 金庸武侠小说中给我们留下好多问题，比如《雪山飞狐》最后如何结局？比如《天龙八部》让段誉神魂颠倒的石像到底是谁？梦姑长得什么样子？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作者当时写作心情和思想的迷惘。 R-repeat重复 金庸武侠小说中重复的情节和事物比较多，如长相一样的，即使是孪生的也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人们就是认不出，何况还不是孪生的，如石中玉和石破天；还有护身宝衣就有好几件，小龙女的手套，岳不群的渔网等等都有相似之处。可见金庸的想象力虽丰富，总还是有自已的局限的，谁让他一写就写15部来着。还好他还是放笔了，不然重复的东西还不知多少呢？ S-sand沙漠 金庸武侠小说中至少有三部提到了沙漠的场景：《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和《射雕英雄传》，对于茫茫戈壁，作者可能是情有独钟，也许作者对在荒沙戈壁更容易磨炼人的意志的角度来描写环境吧！ T-true真实 在金庸武侠人物中，许多人物并非尽善尽美，都是在成长过程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但这也正说明人无完人，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的真实性，从金庸小说的人物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现代人的影子 U-unique独一无二 在我看过的武侠小说中，金庸小说对集团人物的描写是独一无二的，譬如桃谷六仙，黑白双雄。把几个人物做为一个集团来对待即节省了笔墨，突出了人物，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方法。 V-value价值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并不只是在于其写武论侠，而是能在历史中融进武侠，并能应用如美食、音乐、棋艺、医药知识来对小说情节进行烘托，其阅读的价值要比其他纯武侠小说要高得到。 W-wait等待 杨过对小龙女的十六年的等待确实令人回肠百转，等待是金庸小说的人物在爱情的磨难中的必然出路，老有瑛姑，少有郭襄，有的有结果，有的无结果，即使是张无忌治病也是在等待中渡过。 X-XV十五 金庸武侠小说在15这个数字下就完结了，金庸的收笔是武侠小说作者群的一大遗憾，而有好事者所作的续写完全不是一码事，因此许多金庸小说迷们强烈呼吁金大侠出山，为武侠小说再创辉煌作出个样板。 Y-youth青春 武侠小说是年轻人的钟爱，因此金庸在写武侠小说时绝大多数是以青年人为中心的，而年纪大的反而写得不好，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和黄蓉，特别让人失望。 Z-zenith顶点 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点，也许在今后的将来武侠小说的作者们会有所突破，但金庸武侠小说所创造的一种风格也许真的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无法超越的顶点。或许将来武侠小说的作者（也许是一台超级电脑）会在学习金庸武侠小说所用的各种手法的同时，去超越金庸武侠小说的顶点。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20年 蓝天 金庸作品在中国大陆新时期20年里，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金庸已经封笔，不会再写小说了，所以适当的做个评价，也不过分。我以前和一个老师争论金庸的身份问题.观点在于;1一个文学家2一个通俗小说家。 我认为金庸的身份已经超越了通俗小说家，成为了文学家。这位老师（还是个博士）说，通俗小说家就是通俗小说家，金庸是里面一流的。文学家就是文学家，王朔是2流的，但是也是文学这一块的。我们都要吵起来。 每个人都为自己喜欢的作家辩护。我也是。 第一本的不好说。因为好象是鸳鸯刀。在一个破旧的非法刊物里面。夹杂这一篇。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甚至连作者都没有注意到。但是这篇短篇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块在一本书的连载，是《倚天屠龙记》仅有一小部分。是谢逊踢场子的事。 我是小学4、5年级看第2本的。名字就是《射雕英雄传》，那时侯，翁美玲和黄日华的电视剧集在全国热播（可能《还珠格格》不如）。犯罪率下降，街头的小流氓都呆在家里看电视。后来，因为风传一个小孩子（又是小孩子）学梅超风练习九阴白骨爪，好象禁演过。后来我又看了很多遍的电视（没有看全过）。在最寂寞的时候，在最苦闷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毕业后，在我最浮躁的时候，我觉得不是那么好了。但是书我仍然喜欢。大约有15种盗版，我看过。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能背的出来。当然除去排版错误外，有一个地方在不同版本上面不同。在黄蓉（谁敢叫黄蓉，我吃了她）和郭靖在树林里学逍遥功和降龙15掌的时候。采阴补阳的参仙老怪，被洪七公打败。黄蓉问什么是破了身子。然后问孩子从那里来。弄得洪七公很尴尬，这段不同版本有的有，有的无，有的删节不少话。 我没有看三联真实版，所以不知道。初中高中的时候，看了大部分，大学看了《越女剑》。最不喜欢的就是《神雕侠侣》可能就看过一遍。最喜欢的射雕，看过不知道多少了。最恐怖的是看《连城诀》。当时，我父母不让我看任何的课外书（初中），我躲在幽暗的灯光下，偷偷的看，看的又是金庸写的最苦的一本。对人性的绝望。特别是狄青一根一根拔自己的头发。我就禁不住要吐了。手法最差的是：《书剑恩仇录》，传统的和梁羽生的痕迹明显。人物性格最差：《碧血剑》，缺乏整体的活力。当然好的是占绝大多数了。 不可能有金庸第二了。就象不可能有曹雪芹了。每个人生活的时代只有一次。 谁抓住了，谁就成为大家。 武侠小说也就剩下十五部了。梁羽生才情不足，古龙缺乏整体结构。温瑞安缺乏古典修养。至于其他的武侠作家，提他们的名字，我都蒙羞。为什么会产生武侠小说的巨大繁荣？然后是巨大的衰落？我对金庸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小学初中高中时候是崇拜、迷恋和追随，大学的时候是死心塌地的欣赏。现在我盼望他去世。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盖棺定论的。 不盖棺，我们不好说话，而且，他的版权问题。50年版权有效，早走读者早受益。 当然是玩笑。 我已经长时间没有看过他的书了（大约有2年）。虽然清楚都记得。但是我想忘掉。张三丰说：无忌，你忘了多少？我说：我忘了一半。虽然金庸的书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可是我仍然想忘掉。为了忘却的纪念。 金庸是在自己的明报做社论和武侠创作的。社论有一些对大陆的关注和批判。作为金庸本身，是有一些特点的：他去香港办报，做编剧导演（长城影业公司）追求女明星（夏梦）未遂。但是金庸是有吸收意识的人。场面调度上的剧场化和蒙太奇运用。使他的文章具有了新文化运动的特征。（吸取外来文化）。但是金庸是作为中国人的哲学守望出现的。哲学思想是：老庄和王重阳的道教，和儒教的辨证。当然不是以前的那一套，而是：1、人个体意识觉醒，2、为国为民。 金庸的书传到大陆大约在80年左右，当然是盗版。可以确切的说的一点是： 是中国读的人数最多书。虽然认识的深浅不一，但是都是认同。为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文革后，处于一种虚无和浮躁的状态。寻找成了第一命题。作为宗教仰视阶段10-18岁，需要有传统的富有想象力的熏陶。通常在外国由宗教完成的。但是，现存的不能提供。包括鲁迅在内，都是一些宗教否定期存在（20-25岁），不适合阅读的。外国的圣经系列是人类思想的宝库，当然佛学和伊丝蓝教也是。但是中国没有。虽然道教和佛教和儒家也存在人么心理里面。但是是一种阴性心理。不是显形的。所以法论功能那么快速的泛滥。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接受上的和传统心理和哲学命题上的困难，要全面信仰，要费工夫。金庸的书是在这个时候来的，而且，也是大陆对一些作家没有定论的时候。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背景清白。或者说，中国人是用商业和利益而不是政治号召的。威力就是这样的大。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金庸能够提供一种批判后的宗教。把金庸和马丁·路德联系起来。金庸。金庸。宗教改革。 老美介绍金庸作品[最有意思的金庸作品介绍] 　　金庸先生的小说一向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称。现将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英文版《金庸选集》的评论节选转译如下。译者水平有限，译得生硬，倒也原汁原味。 　　节选 　　金庸先生是一位学者，确切地说，应称为查教授，但在中国等地一直以其十几部畅销小说闻名。他的小说，专门反映中国举世闻名的格斗术的历史。同西方一样，中国的格斗家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虽然与西方人所使用的兵器不尽相同。然而，从查教授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不同：当不使用兵器的时候，中国的格斗家主要是用手掌，而不是用拳头。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上的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个深刻的差别，理解这一点，是我们欣赏这些畅销小说的前提。 　　按照现代西方人的理解，越是坚硬和尖锐的东西，越能给人以伤害，因此在格斗当中，拳头比手掌更为优越。采用兵器，也是质地越坚硬、表面越尖锐越好。而查教授所描写的格斗家，不仅在徒手时多采用手掌，并且似乎越是高级的格斗家，越不重视所使用的兵器是否锋利结实，甚至干脆放弃使用兵器。以前从没读过这一类小说的西方读者对此难以理解。事实上，中国的格斗家并不看重通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物理损伤来伤害对手。这涉及到一个中国独有的贯穿于此类小说中的概念：内力。仅从字面上翻译这个词，对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并没有多大帮助。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是西方人觉得容易理解的类比，具有同样的神奇效果，并且具有类似的悠久历史，那就是魔法。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内力有如下一些特征： 　　1． 内力的练习通常对练习者的生理状况有一定的要求。这并不是说体弱的人不能够练习，而是一般而言，他们不容易取得比较大的成功。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毕竟是格斗。但另一方面，较高的智商对于练习内力往往是有帮助的，却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智商较低反而更好，比如《射雕英雄传》和《侠客行》中的男主角。对生理状况的要求有时很极端，例如需要进行阉割手术，或者大脑两半球联系障碍（双手互搏）。 　　2． 通过自修掌握内力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通常要有一位老师传授，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通过学习远古流传下来的经书的效果要比请教当代的老师更好。遗憾的事，这样的经书很难得到，而且通常不会流传很久。一本在一个时代非常著名的经书，到了另外一个时代便无人提起，显然是失传了。然而也有例外，例如出现于宋代的“独孤九剑”到了明代被人重新提起，然而似乎与宋代的大不相同，疑是托名伪作。 　　3． 要使内力达到较高的水平，还必须有一些特殊的辅助手段。通常是通过服用特殊的食物（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或者是采用一些辅助器械（比如功能类似电冰箱的床，但绝不耗电）。采用这些手段一般认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从实际效果看，极少有失败的例子。 　　4． 内力像物质或热量那样可以传递，有时甚至可以进行非接触性的传递。这种传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攻击性的，即通过释放内力伤害对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格斗家们喜欢用手掌而不是拳头：因为似乎手掌比拳头更能有效率地释放内力。第二种是赠与性的，通常用于传授、合作性的攻击行为、或者是治疗。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些小说中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杀人与救人都是用手掌。第三类是偷窃或夺取性的，将别人的内力据为己有。鉴于内力对格斗家们的重要性，这样的做法比吸血鬼更为严重，因此经常是反面人物的行为，如果正面人物偶尔做了，一定要强调不是故意的，虽然有时心中暗自得意。因此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关于格斗家们的历史，其实是关于内力的发展的历史。正像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说：士兵向水一样流动，兵营却是铁做的（疑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误用——译者），对内力的描述贯穿查教授小说的始终。下面我们可以对这一历史做一个简要地回顾。 　　查教授的最早的小说（原文如此，其实是反映历史年代最早的小说——译者），反映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被孔夫子命名为“春秋”。这时的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查教授仍然在书中刻意描绘了一只白猿，用以暗示内力自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然而从小说中看来，内力发展的高峰是在宋代，结合了来自印度、波斯、东南亚等地的练习方法，成为错综复杂的系统。但到了明代和清代，渐渐地没落了。看来的确如此，因为现在毕竟不知道还有谁以内力著称于世。宋代早期的一个不十分著名的格斗家（游坦之，与大仲马的铁面人类似）便能够掌握少林寺的《易筋经》，而明代的少林寺僧侣领袖却将其视为珍宝，因为起初不愿意用这本经书救人而被认为小气。在清代，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内力著称的人（归心树）被一群远为平庸的格斗家杀死，暗示着内力的衰落。这一趋势是从明代格斗家对内力作用的怀疑开始的。这时，有一部分格斗家认为内力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重要，他们所练习的格斗技术不要求一定要有内力。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学术问题一样，争论本是好事，然而不幸的是，强调内力的一方被认为品质低下，最终被杀身亡。斗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内力并非如此重要，但事实上却是因为这一时期没有人将内力练习到较高的水平。但这一成见既然形成，以后的情况便越来越糟。到了清代，虽然有人仍想练习内力，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已经完全无法与宋代比较了。 　　在清代，一个完全没有内力，只是智商较高，并善于逃脱术的男孩，居然成为全国瞩目的英雄人物，在中国与俄国的对抗中立下大功，并娶了很多妻子。这似乎是那些在历史上拥有许多高深内力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毕竟，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和智力时代，中国虽然发展较慢，也不可避免。上古和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和英雄主义不见了，成了过时的古董。然而这一趋势却与当代的潮流更为接近。所以无怪乎大多数中国读者喜欢《鹿鼎记》，连查教授也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 　　然而，除了格斗本身和格斗家们的事迹之外，这些小说还包含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更多的内容，例如关于宗教。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关于内力和格斗的技巧基本上掌握在一些僧侣手中，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等，许多格斗典籍常常与宗教经书混在一起。但这种情形也有变化，到了明代，五个主要的击剑流派之中，倒是有三个与僧侣无关，佛教和道教的僧侣领袖，虽然很有名气，但很少出面，却很乐意在幕后策划，拜火教的领袖也是深居简出，但这时的拜火教已经退化成一个普通团体了，因为没有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仪式。 　　我下面就将几部主要著作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以方便读者选择。 　　《天龙八部》：探讨了对男女之情的几种看法。本书似乎有三个男主人公，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其中的萧看起来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段则与他相反，是个好色之徒（但尊重女性），另外一个（虚竹）介于二者之间，心里一直想禁欲，但当美女来到眼前时，又惊又喜，最终成了一个国王的女婿，而且是一个女性社团的领袖。他们最终都成了英雄，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所抱有的宽容态度。另外还有许多次要角色，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变种，例如段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好色之徒，最终吃了一些苦头；慕容为了事业完全不在乎男女之情，甚至加以利用，遭到可耻的失败；游坦之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的刺激，成了一个受虐狂；少林素的僧侣领袖后来被人发现有私生子，……诸如此类。 　　《射雕英雄传》：对人类的智力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书中有五个拥有最强内力的人，骄傲地将他们自己封为五个方向的虚拟君主（原文如此）。但在小说结尾，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比一个略有弱智的青年更强。书中一个似乎是拥有罕见美貌和聪明的女子，最终也被这个青年拥有了。更为微妙的是，这五个虚拟君主中的那个西方君主，后来似乎拥有最强大的内力，但他的智力情况却更糟——成了一个严重的失忆症患者。 　　《神雕侠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兴起之初的畜牧业状况。书中有一个孤独的少女，是一位养蜂专家，但看来这个行业在当时实在不受重视，她的唯一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并没有学会这门技艺，而是成了一个养雕专家，并因此一举成名。最后这门技艺只好传给了一个无所事事且极富孩子气的百岁老人。当然，他们都是很高级的格斗家，特别是其中的养雕专家后来可以通过吼声指挥许多动物，但其中唯独没有蜜蜂。他的妻子曾经想通过蜜蜂向他传递消息，但他视若无睹。 　　《笑傲江湖》：反映了中国古代同性恋者的悲惨遭遇。第一个同性恋者为了保护她的同性恋对象而被杀死。另外两个更加可怜，因为还没有找到同性恋的对象，但作者强烈暗示，他们最终将发展成为与第一位同性恋者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最终将成为同性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自愿通过外科手术放弃男性特征的，但是其中的东方在完成之后几乎放弃了他的事业，而岳和林则认为这才是他们事业的开端。他们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是唯一进行了这种外科手术的人，还有一个刀手田，后来改名为不可，但他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手术是被人强迫完成的，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宽容，没遭到另外那三个人的厄运，但他日后是否会成为同性恋者则不得而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强烈主张内力的岳，后来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在书中，他除了暗杀了两位女性佛教僧侣领袖之外，对别人的危害并不严重；而且这次暗杀并不符合他的目标，因为在后来五派合并的时候，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领袖，这两位女性一定会选择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 　　《碧血剑》：书中的主人公是内力没落之前的最后代表人物。内力的没落首先表现为精神上的没落，袁本来是一个英雄的儿子，但这一点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痕迹，他从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对现实一无所知。在离开了他学习的山区之后，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娶了下山之后认识的第一个女子为妻。一开始，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模仿周围的人，比如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年学生，虽然他从未正式上过学。他的行为受到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的约束，但内心中却被一个已经过世的狂放男子的事迹所吸引，后来知道这个人刚好是他的岳父，这或许平衡了他由于仓卒订婚所产生的失落心情。然而这种情绪的摇摆使他一事无成，最终流亡海外，直至清代，他的同学归心树被杀死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消息。 　　…………满洲人的作为 黄仁宇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内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在位61年，也正是满清在中国巩固其统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治的抬头。因他而流传下来的侦探政事，带有惊险的色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仍在幕后操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代开始之日，皇位左右备有大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熟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较今日为广。 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国家，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赵无眠：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清朝丢失的领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全部、乌苏里江以东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还有它征服的蒙古、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结算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就会发现，它给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中国丢失的土地多得多 一个王朝倾塌了。这个世纪一开局，它就呈现一派行将崩溃的败相：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赔款求和，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革命党接二连三发动起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驾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岁小皇帝宣统这一对「孤儿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捻回之乱、中法安南之战及中日甲午战争以後，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只等最後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降临了。事实上，它能够硬撑著拖一副迟滞的脚步，走到这个使人类社会发展最快、改观也最大的二十世纪来，而且竟还摇摇晃晃地继续走了十来年，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全部罪责由末代王朝承担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结局中，清王朝的结局是最为幸运的。虽说是一场革命，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征战；虽说搞了点宫廷政变，却也没有大动刀兵，闹到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虽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後却也咸与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的完整，没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辙。退位的皇帝还享受极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尊号不废，仍居宫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贴四百万元，王宫世爵「概仍其旧」。直到辫帅张勋进京唱了一出复辟的戏，才被日後的冯玉祥作为藉口，派兵把逊帝从故宫大院里赶了出来。谁教你先输了理，听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几天的回头草呢。不过也没拿他怎麽样，赶是赶出来了，房地产带不走，细软可是尽他扛。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国」的匾额从历史舞台上摘下来，已经十三年了。 然而中国人对於清朝，多半没有什麽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国上千年封建专制的帐，似乎都要记到它头上。就象任何一个朝代的全部罪恶，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来承担一样。它不但为後人提供了旧制度最直观的、令人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甚至还要为民国以後的许多糗事负责：窃国大盗袁世凯专权，军阀混战，列强继续欺侮压迫中国，贫穷、落後、愚昧……所有的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个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赔款，镇压变法，一次次阻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崇高国际威望的中国，沦为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样的政权没什麽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影响中国历史甚剧、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残酷争斗几十年的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假设当年不用革命……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於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就不会有後来的军阀混战，不会有列强扩展和强化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围，不会有国民党、共产党先後坐大的一党专政，不会有残酷无情的清党、内战和阶级斗争，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麽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大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这个世纪的最後十年再拿出来论战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总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则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变法）要好。其实，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设历史。 革命不能保证推翻独裁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於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四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後来发生的革命相比。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後连空话也不要了，乾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说穿了也就是独裁。一个政治家，同时受到两大相互敌对、都以擅长专制独裁闻名於世的政党崇敬和拥护，他本人会不独裁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怀疑。孙中山在他自己的党内排斥异己，大事一个人说了算；号召党员向他宣誓效忠，以党龄的长短封官许愿；对外推崇师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列宁，一心想走俄国的道路；……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於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独裁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独裁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份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好皇朝只有汉、唐、清 中国自秦始，建立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学家们称得上好一点的皇朝，却少得可怜。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宋、明两代的经济和文化还算不错，但只能列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国力甚弱，无力对抗外国入侵，这样也就难保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明代国力虽远胜於宋，却是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时代，加之朝政不稳，刑律苛严，宦官弄权，特务横行，致使内忧外患永无休止。至於其他历代，就更谈不上了。如元代，国力强盛，但它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实行武力统治与搜刮政策，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坏的朝代之一。 说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是好朝代，当然也是相对的。汉代初起有吕后专权，中有王莽篡政，後又有宦官外戚之祸更迭不已，终於导致汉末的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流寇四起，豪强割据，征战不休。唐代则有武后篡权，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之乱，而且後来也重蹈宦官之祸的覆辙。然而，汉唐毕竟是汉唐。前汉有「文景之治」三十九年；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後昭、宣二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凡三十七年。後汉有光武帝「中兴」的二十年；有「明章之治」三十一年。唐代则有太宗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有维系国运不衰的武则天时代四十年；有「开元之治」三十年。这几十年几十年的加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虽然严格地说，这些盛世也不尽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好大喜功，又如武则天的重用酷吏、实行严法，再如唐玄宗的耽於逸乐、喜谀恶直而终酿成安禄山之乱。但人们至今仍把它们称道。正是因为它们，才使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至於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於只留下一派沮丧。 有清一代，共出了十二位皇帝，他们是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入主中原後依年号相称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总的说来，都还不太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创始人，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和统一关外各部落、汗国，建立一个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并终於征服了整个中国、统治其达两百多年的王朝，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六十一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的孙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後让位於儿子嘉庆，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启下的雍正十三年，「康雍乾盛世」前後达一百三十馀年，一举超过汉唐。 有清一代并无暴君昏君 清朝自嘉庆始由盛极而衰，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至道光时愈演愈烈，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运一蹶不振。咸丰更是忙於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有太平天国打下几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方才平定。嘉庆、道光和咸丰真是三个倒楣的皇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难卸其咎。当然，其中缘由太多也太复杂，还包括盛极一时的乾隆朝埋下的祸端。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惟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撑而已。嘉庆为人忠厚仁恕，性情宽和，生活比较严肃，而作事软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简□，但心胸狭窄，众说纷纭的时候往往就没了主意。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就是决心革除积弊、振兴民族的明证。 清朝的最後三个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幼即位，而从未真正亲自掌握过国家大权。同治五岁当皇帝，光绪四岁当皇帝，宣统三岁当皇帝。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个皇帝比一个皇帝小，似乎预示著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穷途末路。不过小皇帝并不必然是坏皇帝，亦并不一定要面临著穷途末路。康熙即位时年方八岁，也是个小皇帝。他的父亲福临，当皇帝时也才六岁，整个中国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来的。拿同治来说，居然还有过一段「中兴」，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甘肃、新疆的回乱，使得中国的版图不至於在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前瓦解成碎片。光绪内外交困，还试图有所作为，拖著病弱的身体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变法维新，挽救王朝的命运，只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进行镇压才未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像清王朝一样，前前後後不出一个荒淫无道、暴戾昏庸、滥杀功臣、奢靡浪费的皇帝，不出一个坏得令人切齿痛恨的暴君、昏君。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汉、唐之上。 时代造成清王朝的悲剧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後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复」也好，一直处於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後於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後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後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馀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後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後位居世界第三。 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象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象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中华民族跃升世界最大族群 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馀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馀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後，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於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清王朝也是「外来政权」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於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象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後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於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麽入关？凭什麽占领和统治中国这麽多年？凭什麽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於清朝的评价渐渐趋於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著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於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於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麽根据？ 「满族是中国的满族」？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著。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後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後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後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徵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算。三国以後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 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 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r 」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读成「Tata 」（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乾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侵华岂非更「正确」？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後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麽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麽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麽？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而非得自於明朝。我国费了这麽大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著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历史上站错了队？ 然而清朝廷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麽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麽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著「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後来又反戈一击，终於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後投靠清廷。就连许多抗清志士的後代，最後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後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後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於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後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也打算迁都中国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计划，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後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象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後，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於「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後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於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元朝清朝不同历史命运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麽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麽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後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後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後，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後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於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後，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於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於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 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据时代五十年，也应作为台湾正史的一部分。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後，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乾乾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象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後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大中国」：清朝最大遗产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後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似乎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後，汉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外蒙的独立，从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献看，都有往对方身上卸责之嫌。究其实，则是国民党签约在前，共产党承认在後，为「国共合作」的成果。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馀地了。《金庸－－中国历史大势》 我一直认为，时下中国人的最大缺憾就是不谈历史。在生活日益狂躁的今天，人们放弃了历史的阅读，对历史的解构能力和思辨能力大幅下降，就像好久没有听到鸟在城市的上空鸣叫一样，听不到感悟历史的声音。这种对历史的漠然，势必导致人的内心价值体系的溃散，使人在生活中茫然沉浮。而金庸对历史的关注，目的在于使沉睡的灵魂重新活起来，给庸常的世界一个公正的价值尺度，为暗淡的时代增添文化亮色。这种努力，就像光咆哮着穿过黑暗，有不可遏止的力量。强词夺理！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上) 送交者: 孙皓晖 2002年7月18日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一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 。 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 定的占据一 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 自立的根基。但是， 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 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 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 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 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 可谓人类第一朵 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 腊人， 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 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 前的亚平 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 马帝国，可是，那 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 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 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 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 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 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 如今在哪里呢？创 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 在哪里呢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 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 古印度 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 广袤无与伦比的 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 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 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 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 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 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 国，马其顿、波斯、波 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 个个都成了供 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 明也 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 结论：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 亡。 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 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 以一朝 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 质 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 力既不仅仅 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 武精神，更不仅仅是 依仗人众地广之势。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对于 民族这样的个人共同体究竟应 该是什么？ 还是让历史的画卷来说明问题。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然而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 文 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 题，所以不 必争论鸡零狗碎的语词歧义。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 中 国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 今为止，惟 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民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 面部线条柔和、写方 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完整的保留了自己 的国家形式，顽强的拓展了自 己的生存空间，完整的保留并不断发 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人类竞争的漫 漫 路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 息，我们民 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根本性的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 没有希望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 真 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 技巧，以期 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 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 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是民 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 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 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 有力量，没有自信，嘛也不 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 位的单纯的体育竞 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这 一站暂时 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 技术细节。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外国人的热嘲冷讽甚或漫骂，不乏浅薄的嫉妒与无知，大可泰然处之 。 中国人自己也数典忘祖恨不能将中国原生文明焚尸扬灰，却委实 令人难解。 冷静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军的美国，一方面佯装对 别人的辉煌历史嗤之 以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二百来年的历史反复 叨咕，好莱坞电影将所有重大 不重大的事件拍了一遍又一遍，文学 艺术与研究著作则深入到历史的各种旮 旯拐角去品匝，并象骄傲的 火鸡一样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国大使 馆向中国人散发的 成套成套的美国历史与现状的精美书籍，你能说美国人不 重视原生 文明的历史？欧洲国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历史，那怕是支离破 碎，也要拼凑得熠熠生辉。东洋日本更是恨不能改写自己文明源头的 中国色 彩，虽然有许多暧昧与不纯，但日本人绝不谩骂自己民族的 历史。相反，所 有的学者都在费力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将 大和民族的尚武传统锻铸 得纯而又纯。 为什么？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 经 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 撼动的事实 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 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 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 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 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 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 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 为 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 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 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 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 面。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 湃 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 所形成的生 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 ，如同一个人的生命 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 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 “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 永远不能磨灭。 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 生 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 使中国文明 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 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 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后面我将具体展开，归纳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势之道 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 ——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二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 力 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 都要灭亡。 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 伦 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 达到了极高 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 概括为八个字——强 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 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 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 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 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 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 围之内。对于这个 “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从某种 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 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 、元、希 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 种把握如何称得上 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 堪 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 名。中国历 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 身（请注意，名将才 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 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 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 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 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 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 七书》。姑且只说 《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 公，显然 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 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 长）。 《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 注意，中国古代 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 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 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 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 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 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 是文人学子。《孟德兵 法》的曹*，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 凡中国留有军事 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 就 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个论断代 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 言，是死生之地，对 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 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 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 ，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 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 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 是冷静清醒的，是 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 余 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 同虚设。野 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中原。那时侯，岭南、江 南、东海、陇西、 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 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 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 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 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 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然而，就在内部革 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 汤武革 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 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 管仲，毅 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 王攘夷”的大旗， 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 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 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 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 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 ，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 深思的是，中原诸侯 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 而是北到阴 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 诸 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 年平 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 若非桓公管仲， 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 向 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 的有限伸展、 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 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 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 大 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 期危机。战 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 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 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 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 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 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 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 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 部则沿着河西走廊 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 陲袭扰。 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 反匈奴战争。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战国反击——秦帝国大 反击—— 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 、秦国、燕国。赵 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 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 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 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 （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 。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 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 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 对付游击骑兵 的第一次成功经验。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 军威 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 一 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 。上将军蒙 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 兵剽悍么，偏教尔等 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 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 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 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 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 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 拜！大胜之后，秦 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 河谷，彻 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 为纵深防御。 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 人 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 会将城墙修 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 西辽东平原、甘南草 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 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 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 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 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 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 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 北 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 奴成势，西 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 开。卫青、霍去病的 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 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 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 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 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 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 军北出到燕然山、 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 武牧羊守 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 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 游 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 疆部分地区， 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 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 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 朝 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 马援、班超 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北征乌桓、诸葛 亮平定西南、孙权 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 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 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 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 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 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 的实力，拿下了吴蜀 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 人的腐败裂 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 惠 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 大为 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 先生考证，阮 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 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 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 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 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 危 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 东 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 。这次他们 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 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 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 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 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 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 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 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 的一次。不要因为 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 外一个话 题。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 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 的事了。 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 ，驱赶胡人，统一 了中国。 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 夺 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 扩展为数千 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 地区与北部、东部的 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 大 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 临的最大威 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 历经唐太宗、武则天、 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 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 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 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 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 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 （包括库页岛）， 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 所说的是 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 个 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 朝的经济实 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 事传统，实行“将兵 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 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 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 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奸辈出， 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 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 领八十余年。宋 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 史的耻 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 大 起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 以这种遍地 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 终完成大反击的，依 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 期的强力反弹。明初是中国历 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 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 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 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 中国族的固有领土 。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 唐代五分 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 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 住 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 中国领土 （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 中国主体民族，但 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 ，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 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 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满族初期 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 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 汉族才有了亡国感 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 权人数的 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 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 识）， 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 后母体的少数民 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 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 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 比较。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 力 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 ，西藏、台 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 ，比现在的中国大了 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 中 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 部 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 不了解中国 历史。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 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 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 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 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 就是白种人。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 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 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 情“冲击”我们的 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 国没有灭 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 看， 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 十年到一百年， 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 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 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 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 复。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下) 送交者: 孙皓晖 2002年7月18日 整合统一　霸气巍巍 ——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之三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 敌 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 明生存方式。 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 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 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 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 。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 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 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 明 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 族的外壳与 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 本质上说，民族的分 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 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 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 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 的 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 演着相同或 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 。前苏联作为一个多 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 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 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 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 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 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 （虽然他们原来的 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 流的）。 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 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 是灾难 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 间的英雄的多民 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 ，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 他指手划脚。 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 ， 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 二的。这是 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 本原因之一。从现实 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 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 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 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 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 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 具的几乎是赤手空 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 千里的滔 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 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 西西比 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团结 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 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 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 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 族 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 ，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 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 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 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 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 的 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 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 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 国 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远古国家性 质是一个专 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 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 过 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 西汉，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1帝，15年，统一时期（后 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 ，后期24年内乱）。 三国，60年，分裂时期。 西晋，4帝，52年， 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 期。 隋，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25帝，276 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 分裂时期。 北宋，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10帝，157年， 大分裂时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294 年，统一时期。 清，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 乱、 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 后） 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 的中后期内乱， 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 个 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 是分裂内乱 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 整 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 一次，中国 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将 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 动 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 随的目标也 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 视为“国破”，又总 是将“国破家忘”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 ，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 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 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 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 出来的精神利剑 ，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 须统一 ！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 于 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 谨慎。但对 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 是否统一的问题上， 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 ，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 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 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 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 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 往不是发生在抵御 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 两国共出 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 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 远不如 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 人马前走几个回 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 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 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 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 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 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 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 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 苦 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 权并遗臭万 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 抗并战而胜之，安知 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 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 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 “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 相见——战场上说话。国有 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 的先例，更不要说 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 变，各民 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 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 世界出 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 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 。 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 能踢能咬能 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文明冲突中的强大消解能力 ——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之四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 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 成为飘散的文明粒 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 致民族主 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 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 具有完 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 存在的所谓文明， 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 。 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根基， 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 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 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 ，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 的 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 的神话与一 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 是，古希腊文明缺乏 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 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 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 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 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 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 民族，却竟然没有 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 对外部 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 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 族的骑兵 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 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 深 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 没有柔韧的 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 血腥的奴隶角斗场、 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 ，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 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 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 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 人不胜惋惜。 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 无息的解体了。倒 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 所 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 不 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 竞争。生活 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 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 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 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 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 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 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 是 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 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 定着一个民族的兴 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 ）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 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 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 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 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 个民族的衰落。历史 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 战， 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 冲突中受伤害 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 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 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 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 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 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 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 与偏见仍然没 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 孔 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 孔子敌人的 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 ，连认真的愤怒都不 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 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 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 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 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 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 羽为“圣”为“ 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 除根， 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 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 姑且不说 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 秦桧之后，竟然姓 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 远 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 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一、外来民族 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 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 的文明。 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 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 ，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 以 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 于中国西北 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 恩格斯能“结结巴巴 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 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 文明基本标志——语言文字的相似性 。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 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 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 风俗等等，也自 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 许 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 “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 于那些曾 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 眦必报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 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 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 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 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 ……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 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 头 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 面对无赖民 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 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 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详 ”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 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 以 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 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 战神当之无 愧！然 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 打入另策，从来 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 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 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 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 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 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 自 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 有四百多户 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 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 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 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 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 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 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 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 鼓的站在巴勒斯坦 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 因就是只 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 据 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 远比欧洲移 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 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 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 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 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 略 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 堕落，将这 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 盏 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 所 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 伙别太当真。 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 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 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 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 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 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 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 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 了）。 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 正 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 本掠夺的大 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 勤奋与智慧。不要以 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 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 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 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 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 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 “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 败，很少 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 这种卑劣与浅薄以 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 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 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 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 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 能 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 开始就注定 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 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 健 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 发作的人一 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 怀 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 让步，从而 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 大的偏离。对越南， 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 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 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 济观念 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 用小玩意儿交换 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 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 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 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 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 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 入 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 力征服他国 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 后还是在土崩瓦解， 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 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 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 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 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 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 历 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 小民族产生 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 ，而且稳定的壮大为 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 个 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 了有什么好？ 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 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 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 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 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 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 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 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 现在的大中国 （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 对 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 计都不会过 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 。 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 天”，有了 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 文明何尝不可，然则 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 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 些海外“民运”人士，不惜游说美国 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 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 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 比冷战思维还要极 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 被端了。 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 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 架一旦 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 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 沼 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 丝的脱离临 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对于弱小的个体而言，统一意味着什么呢？ 专制？独裁？还是……我发觉betaloc兄及polanyi兄思想都很深刻，很有自己的主见。 咱们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呵呵!!! 但betaloc几次说莫谈国是，不知何故？不值一谈，不屑一谈，不堪一谈，不敢一谈。。。？ 对了，应该是不能一谈，为本论坛计。 为保持本论坛的专业性，我赞成这样。 敏感话题，禁止议论，这种现象多多少少有些令人悲哀。。。尧舜都曾设立谏木，广开天下言路。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道路以目，历史证明终归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也说过：“让人民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在这个追名逐利的时代里，已经不需要热血沸腾。激情只能在舞台上的切。格瓦拉身上欣赏或者从上个世纪下载。 借用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话： 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 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说， 谁说？！ 我们不做， 谁做？！帝国之反击 春秋初期中原一带政治形势 公元前八世纪，周天子的首都受到了一支游牧民族的攻击，天子在这场咎由自取的劫难中身亡，得到消息的中原各国勤王部队纷纷开进渭河平原，虽然组织于仓促忙乱之间，但对于入侵者仍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敌人也自知无力与中原军队对抗，根本无意占领这座城市，在烧杀抢掠以后就陆续地撒退了，所以在遇到不大的抵抗后，勤王之师顺利地收复了首都，但这城市已被战火败坏，人口逃亡，城垣被毁，无论从王室安全、承担供应和有效行政各方面来看，镐京已没有了这个能力，新王在继位后不得不离开肥沃的关中地区，将首都东迁到了洛阳，周天子从此失去了对各国进行制衡的实力基础，各国中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则开始了建造长城保护人民和即将丰收的庄稼。这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中原的最高威权发起挑战，“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了出来，此后的半个千年内，长城内各国为着为土地与人口火拼连年，长城外各族则为水草和畜群而角逐不休。如果把这段历史看作一场不期而遇，是不是已预示着这两种不同经济组织终将有朝一日狭路相逢？ 泰山刻石，李斯丞相书，字为小篆体，中国最早的法定标准化文字。刻于公元前219年，十年后续刻，共222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于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 这个历史性的相遇在哪里呢？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取得了长城内的最终胜利，一个帝国成长了起来，正舒展四肢，将举手投足之所及毫不犹豫地攫取。中原在几百年战争中的融合同化，人文差异已经缩小，凭借着这些有利条件，政府规范了文字的书写，制定了度量衡标准，铺设了标准化国道。军队有着严格的组织动员程序，全国人口被纳入军事化管理中，这种模式对未来的二千年有着重大影响，直至文革。文武官员被派往各地管理各种事务，除了皇帝，他们对任何人没有人身依附，他们的工作只对皇帝陛下的政府负责。这大一统政府是个历史空前的巨灵，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现在要挟扫六合的余威剩勇解决北方的威胁。公元前214年，始皇帝命令蒙恬领兵三十万对付目前在河南之地（河套地区）活动的匈奴，目的在解除他们对首都的威胁，结果是匈奴北走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以牧马，士不敢弯弓以报怨”，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春秋战国时各国修造的长城对于匈奴来说已形同虚设，由于几百年来的风蚀沙蚀作用和缺乏维修，败坏不堪，而且还有着多处山口可供自由进出。于是，政府又征调几十万人力修建新的长城，修补衔接原有的城墙，驻军守卫，增设了九原郡等安置边民屯田，这种主动防御的战略得到了十几年的安宁，直到始皇帝逝世而蒙恬将军无辜成为宫庭阴谋的祭品。 乱石遍布的广漠戈壁滩 几乎同时，北方胡蛮狄夷之中匈奴头角峥嵘，他们大概操阿尔泰语，势力范围在大兴安岭至青海之间，是此间连绵五千华里之草原与戈壁的主人。匈奴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于经常对其他部族和农业地区的人口掳掠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又不缺乏马匹，匈奴容易动员组织起一支机动灵活，行动神速而且数量庞大以十万计的武装，能随时投入战斗。依靠这样的武装，匈奴征服了大兴安岭的东胡，把月氏人赶出河西走廊，并威胁西域各民族国家。但匈奴仍然大大落后于精耕细作的农耕地区，文化进步缓慢，终其民族消亡，也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至少是现今的考古家们没有发现匈奴有文字的物证。匈奴的经济乃是一种原始粗放而又单一的牧业，几乎没有手工业，日用的许多物资仍需通过与农业区贸易中取得。一遇大风雪或长时间的干旱等恶劣气候状况，这种原始单一的畜牧业就难免没顶之灾，则匈奴人一年辛苦飘泊之劳作换来的只有破产与饥寒交迫，他们只能被迫向南迁徙到北纬40度附近较温暖的地区，甚至更南边的地方，他们的牲畜会不时地毁坏农人地里经过精心护理的庄稼，匈奴人还经常抢劫当地人家的粮食；而农人则趁他们的困境以很贱价格交易他们的牛马，或因他们的破坏而不接济他们。所有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纠纷和矛盾，仇恨在这里滋生漫延。因而在汉代，纵使让匈奴单于身上流着汉家天子的血也没有能把战争抹去，和亲政策虽能暂时带来缓和局面，却始终不能把地理气候和贸易不平等的因素消除。 凭吊白登山古战场，只剩下和二千多年前一样的苍凉 在陈涉一声呼啸中秦亡而中国大乱，河套、河西草原之上又见到了匈奴人成群牛羊。不仅如此，汉王朝创立后，在敢于挑战中央的异姓诸王身后，也隐隐飘浮着匈奴单于的影子。由于匈奴插手帝国的政治，前200年，汉高祖率师30万北伐，结果被匈奴冒顿单于的30万骑兵围困于今日之山西白登山。这场实力的较量中，中原帝国暴露出经历多年战火后的虚弱，只是这虚弱还不是匈奴能吃得下的虚弱。想想一千四百年以后，蒙古铁骑横行时，少则数月，多则二三年，就能把号称强盛的欧洲西亚国家灭掉，而要灭掉在中国历史上最潺弱的南宋却耗费了他们半个世纪三代人的时间。只因战争是生命和物资的消耗，这战争对匈奴而言是赢不起，对汉王朝来说是赢不了。采取了和亲政策之后，美丽的皇室女子和丰厚的嫁妆被送到了苦寒的北方，大战争是没有了，但匈奴侵扰未绝。因此除了和亲，汉帝国也时有采取贸易制裁等般手段给北方施加压力，对匈奴所需的酒曲铁器绵织等物资以限制，汉代的海关还严禁弩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对匈奴的出口。 和亲与休养生息政策似乎给了匈奴人一个明显的印象，即这个帝国软弱可欺，就象臣服他们的各种民族一样，他们闹得越凶，南边就会送来更多的女人和资财。记得当初河西战役是反击匈奴八年来对最具战略意义的一役，在前121年春夏间 武帝命霍去病率汉军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霍采取长驱直入突袭的战法，短短一周内连破匈奴五部。接着翻越焉支山(甘肃山丹大黄山)千里，与匈奴鏖战于皋兰山，匈奴损伤九千余人，至此，汉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打开了帝国与西域交通线路，通过结盟或胁迫使西域各国形成对匈奴的战略牵制。 读细柳营一文时，因慰问视察军队的皇帝车队被挡在细柳营辕门之外而佩服周亚夫将军治军之严格，同时为这位将军胆敢对皇帝如此怠慢无礼感到吃惊，然而更想不到是周将军却获得了文皇帝的极口称赞。违了君臣礼义却不被追究反受称许，这一情节在历史上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这是个领有军队而担负着首都警卫的高级军官。只有将情节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上，我们才能看清这其中的真实，其时为公元前158年，匈奴在河南地（河套）发起了挑畔，前线（上郡一带）最近首都的时候也不过三四百公里，这段距离只是匈奴骑兵的一天多路程，一路烽烟相望，京畿一带已划为战区加强戒严以提防意外之变。而细柳、棘门和灞上就是部署在长安外围西、北、东三面的防区，战争气氛相当紧张，防止敌人伪装偷袭而验证口令严格门禁已为正常，故另两个防区司令官因警惕性低而受到“儿戏”的批评，而周亚夫未被文帝猜忌反受称赞，这是在平时不可想象的。同是这位将军，因为让临终时的景帝觉得他对即将继位的皇太子刘彻不恭敬，而被逮捕治死，这已是几十年后的事了。这份记录从侧面反映了和亲政策不成功，匈奴对汉地的抢掠已发展成了匈奴贵族组织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河西战役同时，李广在河西战场1500公里外的右北平出击，成功地牵制了匈奴左贤王部。图中边界为现代中蒙边界 第六个皇帝刘彻继位的时候，帝国已有了七十年休养生息经营，中央对国家控制力之强和物资丰富是前所未有的，祖父辈的英明给这位年轻的皇帝开拓疆土和反击匈奴创造了政治与物质条件。刘彻故去后，继承人给他上的庙号为“武皇帝”，意为武功显赫的皇帝，倒也十分贴切。武帝在位五十四，是中国历史上战绩突出且享国至久的皇帝，他保有这一记录直到十八世纪时为康熙皇帝刷新，其间长达二千年。他一生致力于四方，向西南夷推进，在云贵高原设置了行政机构。在南方，消灭了自他曾祖父汉高帝建国以来就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海南岛上也设置了正式的行政区域，恢复了设在越南北部了郡县，边界南推到北纬13度。在东面，帝国的统治延展到了朝鲜半岛上，但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匈奴的反击战，他断断续续地将这场战争进行了四十八年之久。穷兵黩武而奠定中国基本版图和确立儒家学说而罢百家都是刘彻留给后人的。后世对他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即使2200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黄仁宇还是说“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 其实汉帝国早就有反击匈奴的打算，并试图建立包括中亚细亚各国在内的反匈联盟。在前138年，曾派出以张骞为首的100多人的庞大外交使团进行广泛联络，其间两度被匈奴扣留，虽然完成了历程一万四千余华里的艰苦外交游说，结果却不理想，包括大月氏在内的多数国家虽痛恨匈奴的奴役勒索，却因信心不足而意存观望。然而，生存于双方而言，皆属正当必需，故外交失败并没有能挡住政治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规律，汉帝国的反击只是时间问题。缺乏交流和协调的两个民族迎头相撞是必然的。 公元前133年，经过御前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刘彻决定采取强硬的政策，并批准了在马邑伏击匈奴主力的计划。其后马邑之谋由于匈奴单于的机警而落空，但这事件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政策已是180度大转变，开始主动寻找战机给匈奴尽可能的打击，揭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庞大的帝国虽然行动缓慢，一旦运动起来则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 漠北战役。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确定了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具体作战方针。集中精锐骑兵10万，组成两个大的军团，分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几十万，马匹十余万配合行动。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共歼匈奴9万余人。 前128年秋，匈奴进入辽西、渔阳、雁门郡。汉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兵代郡，是役匈奴以死伤数千名终。 前127年“河南之战”，匈奴进犯汉之上谷郡、渔阳郡。卫青率汉军从云中出兵，李息从代都出兵，西至陇西，大败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于河南（今内蒙河套一带），俘虏匈奴数千人，掠获牛羊一百余万的战利，收复了河南地置朔方郡，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塞堡。 前124年，匈奴大规模进军朔方、定襄、雁门、代郡、上谷。卫青率领十余万汉军出塞七百里反击，是役匈奴阵亡一万五千余。之后，匈奴退到漠北。 前121年的河西之役和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是双方决定性的战役。河西战役实现了汉帝国对匈奴实行战略牵制的目的，使匈奴后院起火。漠北战役中，汉军分两路北进大漠1000公里，战略目的明确，志在消灭匈奴。是役匈奴丧失了几乎全部军力，北匈奴开始了影响欧洲历史的西迁，但帝国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且为这些战事元气大伤。 …… 汉代的征伐无非是一个开始，此后有突厥、鲜卑、蒙古等十多个游牧民族先后雄据大漠与农耕区的汉民族对峙，两个不同的文明还要在二千年内苦苦纠缠，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构成了亚洲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如何审视和叙述这样的历史必须慎之又…… …… 用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目光来看这都是场悲剧，但在历史理性角度看，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种必然，是一种成本，现时看不合理却是当时无法避免的成本，我无意合理化过去的历史，但它却符合历史的理性。当人之生存、族群之生存必须弱肉强食被视为人性之恶时、被视为历史的反动时，可知人在进步，我们会寻求一种避免财富浪费而又安全的低社会成本的制度化安排…… 但这事件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政策已是180度大转变，开始主动寻找战机给匈奴尽可能的打击，揭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 古战场已掩埋在历史的风沙中，只是今日戈壁雪月霜天之下，曾有数十万冷兵器时代的军人不敢爱惜生命碟血鏖战，又及有见诸史实之酷烈军法，以至引起双方高级将领的叛逃事件，兵胜之日爵禄荣进，是为国家的英雄，败军之时祸及父母儿女无辜三族，除了敌国之外竟无处容身。如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李氏祖孙皆为帝国拼杀于疆场，而其本人即以五千步卒转战千里抗拒匈奴十万骑达一月之久，粮绝不继后被俘，一家老小随即被汉武帝逮捕斩杀，即使他苍老的母亲也不得幸免。又有贰师将军李广利，本人即刘彻亲戚，征西域夺得大宛国汗血宝马（优良的军马种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和机动能力有著重大的意义，此举的意义绝不比现代军队的摩托化意义低。此马种至今为土库曼斯坦国宝，1986年“巴黎凯旋门杯”赛时一冠军马身价高达五千万美元！），因在一战役中败北，竟不敢回国丢下军队逃入匈奴。又如在公元前133年曾力主北伐而具体组织策划马邑事件的王恢，亦因马邑事件落空命丧牢狱。太史公司马迁为李陵作辩护付出了男身的代价！对李陵之叛国我们很难遣责他罪大恶极，对太史公为叛徒受辱我们亦很难责难他是咎由自取，相反，他们的人格与遭遇获得了后世相当广泛的钦佩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对国家强施于他们人身上的种种无道不义加以遣责，因为我们已洞悉了历史的过程。从这些军人文人的人身经验可见战事的残烈已超出了今人的想像，只因双方进行的都是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不严刑重赏则无法维持当日的组织动员，而非刘彻性格刻薄寡恩，他本身就承受了最大的压力。 汉代的征伐无非是一个开始，此后有突厥、鲜卑、蒙古等十多个游牧民族先后雄据大漠与农耕区的汉民族对峙，两个不同的文明还要在二千年内苦苦纠缠，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构成了亚洲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如何审视和叙述这样的历史必须慎之又慎，客观和公正往往不自觉受制于民族立场，时至今日，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仍然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时事热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沙文主义）仍然在世界各地挑起流血事件，偏狭而豪迈的民族英雄主义仍然在报纸和互联网上流转。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人们在获取财富过程时间不一致和方式差异，就是所有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用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目光来看这都是场悲剧，但在历史理性角度看，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种必然，是一种成本，现时看不合理却是当时无法避免的成本，我无意合理化过去的历史，但它却符合历史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人之生存、族群之生存必须弱肉强食被视为人性之恶时、被视为历史的反动时，可知人在进步，我们会寻求一种避免财富浪费而又安全的低社会成本的制度化安排。交往手段缺乏使经济地图上的山峰与沟谷难以自动地得以调节，武力成为解决利害冲突不得不选择的手段。 在以色列枪口下的巴勒斯坦西岸 2000年9月6日，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新华社传真照片） 现代世界有著“联合国”“关贸总协定”“WTO”等等工具以调整利害关系，有高速公路、铁路、海空港口等工具实现大规模物质全球流通，有银行、股市、证券公司等工具调动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国际流动，互联网技术更使信息传送冲破了政治边界的人为阻隔，所有的这些工具大大增进了人类的交流，改善了全球人际关系。古人也知道要消除战争行为，必须“化干戈为玉帛”，通过经济交流实现和平。因此，无论我站在哪一方，都迷入歧途，感情和道德不是我们用以评判历史的唯一工具，善恶贤愚更不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因而在技术而非道德上借鉴往事避免复辙，杜绝反动才是历史的真意义。 在此，我谨以黄仁宇先生的一段文字作结束： 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Starsea wrote: 但betaloc几次说莫谈国是，不知何故？不值一谈，不屑一谈，不堪一谈，不敢一谈。。。？ 对了，应该是不能一谈，为本论坛计。 为保持本论坛的专业性，我赞成这样。 国事可谈，但为生存计，不能具体的谈，只能抽象的谈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叫“汉人”？ 有人说，任何一个民族称呼的形成都是在其民族形成初期产生 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叫夏人，商人（他们的遗民以牛车互通有无于华 夏，以至于以他们来命名ＭＥＲＣＨＡＮＴ），周人，秦人 （ 西方的ＣＨＩＮＡ倒有一说是秦人的音译），而非叫“汉人”呢？这 个问题的解决，是在我读了西汉通史之后。 几乎在秦王扫六合的同时，匈奴的杰出领袖冒顿单于率领 部族击败强大的东胡和月氏，使弱小的匈奴成为大漠的王者，也就是 从这时开始，匈奴这两个字成为中原"农业帝国"的梦魇。 公元前２００年，汉高祖刘邦挟楚汉争胜之余威，率３２ 万"步兵"征讨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此时匈奴刚刚崛起，中原军队还不 知其实力，冒顿每日以百千老弱士卒诱敌，刘邦信以为真，“ 宜将余勇追穷寇”，一路追杀下去，结果到了白登山，匈奴４０万精 锐骑兵一夜之间将汉军团团包围，老刘天亮一看四周那些如狼 似虎的匈奴骑兵，连打的胆子也没了，只好派陈平偷偷跑到冒顿正室 夫人那儿走后门，送上厚礼，又使了一招“反美人计”，这才 换得冒顿网开一面。 白登一战，匈奴威名远播，而中原经过秦末连年战乱，元 气大伤，连刘邦上朝想找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都无法办到，拿什么 去跟匈奴对抗？于是汉朝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换得一个休养生息 的机会。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毕竟不是平等条件下形成的，无法与盛 唐强汉时期的和亲相比，所以匈奴人并未停止骚扰汉朝北部边界。这 种情况一直维持了７０年，其间匈奴年年小犯，时有大犯，如： 文帝十四年匈奴１４万骑兵入寇，击杀北地郡都尉（相当现在的军 区司令），焚汉皇行宫，京师震动，文帝急招周舍等率１０万 骑拱卫长安。基于实力悬殊，汉朝一直忍而不发，暗地做军事准备， 最主要的就是全民养马，整个汉军由步向骑转化。 到文景末期，汉朝元气大增，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因为 长时间不用，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家家 有马，人人善骑。这样，汉朝等待了７０年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匈奴入寇上谷、渔阳 一线，汉车骑将军卫青率汉骑数万出云中，击杀匈奴数千，收复河套 地区，设朔方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此为第一 次汉征匈奴，属试探性质，匈奴未受重大打击，不久又以数万骑入寇 代郡，杀太守。 元朔五年、六年，卫青连率大军出塞，颇有斩获，匈奴逐 渐意识到今日之汉已非过去的弱汉了。 武帝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年仅１９岁的汉骠骑将军 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里与匈奴主力遭遇，铁骑互冲，白 刃相接，匈奴大败，汉斩虏首一万八千。同年夏，霍再率数万 铁骑攻祁连，杀无数，俘三万，得匈奴王祭天金人。 这两仗打下来，匈奴才算开始真正吃到汉军的苦头。于是 破天荒地，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率四万部属来降。因为这种事在汉匈 关系史上从未有过，汉朝臣纷纷议论可能是诈降，不受为上， 霍去病力排众议，率万骑前去受降。及至两军相会，休屠王见汉军军 容强健，生怕降后受戮，开始反悔，浑邪王不允，二王相争， 匈奴阵中顿起骚乱，霍去病一见，虽情况不明但当机立断，率千余精 锐直扑匈奴阵中，当场格杀休屠王及二心者数千人，余者皆降 。 此战之后，汉在新收之地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汉对匈奴发动了决定性打击！ 大汉铁骑１０万、步兵及辎重数十万，兵分两路，由卫青 和霍去病分别率领，东西并进，横渡大漠。卫青一路过大漠千里，在 今外蒙古中北部与匈奴大单于直属主力部队相遇。汉军以车结 阵，出精骑与匈奴主力正面对冲，战正酣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 卫青借机派万余精骑左右包抄，乘风而进，一举将匈奴包围。 汉军铁骑本就彪悍过人，再加上于飞沙走石、昏天黑地之际乘风而 来，一时有如天兵下凡、匈奴见皆胆裂。战至此时，胜负已定， 匈奴被斩首级一万九千级，大单于仅率百骑远遁，连大印和夫人都 没顾上带。 霍去病一路更是显赫。其军入匈奴境两千余里，与匈奴左 贤王战，斩首七万余，然后乘胜追杀，一直到大漠极北的狼居胥山 （今外蒙北端），数日不见匈奴踪迹而返。在归国之前，英姿勃 发的年青统帅霍去病登上狼居胥山，南面中原，设坛拜祭，并立战 胜碑于山上以兹纪念。从此，中国成语里多了一条“封狼居胥” 。 此战之后，匈奴胆寒，几年后赵破奴率大军再出塞竟然出 现了千里不见匈奴踪迹的怪事。 至此，汉之天威四海远扬，元封元年，汉武帝亲率铁骑十 八万出塞，在单于台驻扎，昼则旌旗千里，夜则篝火如星，军威赫 赫，匈奴竟不敢战。汉武帝干脆派使节去大单于那儿送战书，叫 他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降，莫要不战不降，在极北之地受罪。单于 大怒，但怒归怒，打还是不敢打，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迁到贝加尔 湖“受罪”去了。 汉武登单于台标志着汉之天威的鼎盛之时，从这时起数百 年间，中国周边再也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力量，总体和平，在强有力 的武装和打击的保证之下，终于来到神州大地。 对匈奴之战是汉代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最具重 要意义的战争。在同时代，还有汉征大宛，汉征南越等一系列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持久的和平和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汉朝子民也可 以自豪地对无法无天的外族宣称“俺是大汉子民，俺是汉人！”（潜 台词，看你敢不敢动我，别忘了俺陈都尉说过“犯强汉者，虽 远必诛”） ２０００年前，我们的祖先用铁与血告诉强权，我们是汉 人，汉人不可辱！今天，我们将会用什么告诉又一个强权，我们是中 国人，中国人不可辱！我们拭目以待。 但愿再过两千年，用汉字印刷的历史书上会再出现一行: “犯我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 主题：破立并行，重建古史 版权所有：子乔 原作　提交时间：17:05:47 07月19日 　　曾经有不少人怀疑夏的存在，比如胡适就说过“东周以前无史”，可是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了，有遗址，也有文字，如二里头文化。人们对三皇五帝的认识恐怕也会走这条路。夏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来的，它是中华文明的阶段成果，必然有其孕育、发展的过程，所以夏以前的古史不可能是一片空白，也不应该是一片空白。 　　目前我们看到的古史里，确实夹杂着一些不真实的成分，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辨别，去伪存真，综合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天文学、测年学等自然科学来重建古史。但这应该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辩伪，而不能为辩伪而辩伪。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在反封建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确实解决了史学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弊病也不小。在指导思想上，对于古史有些怀疑地过头，即为辩伪而辩伪；在研究方法上，基本是以文献证文献，而其它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材料较少（当然这主要是客观原因）；虽然有严谨的论证，但却缺乏深层次的思考。总之是只打破了旧的古史，并没有重建新的古史。很显然，研究古史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是不够的。 　　顾颉刚提出的“层叠地造成的古史观”固然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只是现存文献反映出的事实——比如西周人们只知道大禹，到春秋时期才有尧舜的传说，黄帝产生于战国时期，三皇到秦代才有，盘古是汉代才出现的。但是，这只是一种现象，它不一定是后人编造的结果。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开始，他不知道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而郭沫若写《中国史稿》则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写起，难道这些原始人都是郭沫若编造的？我认为越往后人们认识的历史越长，这非但不是编造的结果，反而是一种宏观规律。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大师，他整理的商王世系已经被甲骨文基本证实，可见他对《五帝本纪》也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不过他当时所依据的材料大概遗失了很多，甚至包括实物证据——这一点不奇怪——只流传下《诗经》、《国语》、《山海经》、《逸周书》等少部分，所以后人才有怀疑。 　　古史辩派否定上古传说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在记录手段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非常重视口传，也很善于记忆。经过一辈辈的口传，传说中虽然人为地加入了许多荒诞的成分，但其内核却并不一定也是荒诞的。如果我们剥去传说的荒诞外壳，剩下的内核对于我们了解古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传说也已经被考古所证实，比如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伏羲遗址，山东大汶口的少昊文化等等（大汶口已经发现了少昊的“昊”字）。 　　退一步讲，古史辩派至多能证明“三皇五帝”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但却无法完全否定虚构背后的实体——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位类似三皇五帝的部落联盟领袖（不包括其中的荒诞成分）。三皇五帝全推翻了，那中华文明从何处来？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是外来的，古史辩派的观点在客观上迎合了这种谬论——当然这并不是古史辩派的本意。所以要有破有立，不能只破不立。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结束，国家将启动五帝断代工程，国人实当额手称庆。 主题：江南水世界及文化与历史之关系 理想国v香巴拉 这个题目是偷窃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和药之关系”而来。不过鲁迅谈得实在是深刻，而我的这个题目比他的还大！呵呵。小子岂敢猖狂，不过是实在闲得无聊，来办公室后发现军网不通，回宿舍又还得骑上十多分钟车，而且那边晚饭还没着落，所以干脆在这里胡扯一顿，等到晚饭时间一到，就可以收笔填肚子去也。 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开发的年代自然远远晚于中原。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证实在长江南岸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河姆渡的遗迹证明在六千年前江南就有不输于蓝田一样的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也体现了江南古人类部落文化的发达。然而现今的古人类学家还是认为，江南的部落并没有形成黄河流域那样的气候。《禹贡》中说，大禹治水，合诸侯，时有万国。那时都是黄河流域的部落。说到中国历史的开端，我们汉人都自居为炎黄子孙，这两个部落都在黄河流域。 一直到春秋时代的后期，江南一带都是未开发的温湿多瘴气之地。古越国居长江三角洲，楚国据有荆湘，古蜀国在成都平原一小块，开发程度都很不够。所以屈原被楚怀王流放到辰洲，不免心情压抑，以为将身死于此，乃有“霰雪纷其无垠兮，云菲菲而承宇”之句，《九章》《九歌》所载，都是十足异域风情。而隔江的郢都（今江陵左近）却大不同。古大湖大泽，江南据天下之半。古洞庭号云梦，跨两湖而立；而鄱阳湖在唐王勃笔下仍然有襟三江的壮阔。《易经》里说：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江南就是这样的水地。江南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水文化。到了现在，江南的工厂生产的也多水货，不过此水却非彼水了。 齐鲁一带，燕豫一带，雍秦一带，文化都各有特点，但是和湘楚、吴越一相比，它们却彼此有联系得多。不管是名辩思潮还是传统经学，都重道义而具逻辑，踏实得就象那里的黄土。而江南文化却多奇瑰巫气，直到沈从文还说他的文章有水气。水者，灵动流畅，就高趋下，婉转柔媚之谓也。 秦始皇六合诸侯，戮力开边，几十万军队开山劈路，东路沿福建而下，西路从衡湘长驱，开运河，建道路，两广海南以至于交趾都尽处囊中，置桂林、象郡、长沙郡、会稽、建安等洲府，驱中原之民填之，南征将士残留者，多滞留此地而王之。江南于此时而渐开发。 隋唐以前，江南尚一直落后于北方。经济文化多有不及。时云：据关东关中者可握有天下。故秦有淆函之险、关中之利而有天下，汉亦起于关中。晋室南渡，经营江南，终不能北上恢复山河，桓温雄才伟略，刘裕一代枭雄，都是北征无果，此时江南物用不足以征天下，较关中关东大不及。但晋室南渡，中原冠缨之族举家随之，会稽、建康一时为人文鼎沸之地，南朝五代帝王好谈高雅清玄，文人辈出如过江之鲫。此辈居江南即久，不免多沾了水气。故晋室刚渡，诸官春日登石头城望江北而哭，只王导慨然云：诸君不思引戈北发，而在此徒为楚囚之哭耶。 不过此时的文化却大发展，中原文化与江南的奇瑰相结合，生出晋代后的一种别致来。书画尤其有进展，大异于原来的持重端庄，别生出一种飘逸灵动来，顾恺之、王羲之为此中翘楚。王观塘鹅得书法之精，顾览山水有幽深之意，与江南的水实在大有联系。 隋代凿通运河，江南此时有吴晋历代经营，与关中关东有分庭抗礼之势。国库所系，一半来于江南。隋乱，李渊据太原，握有关东，进据关中，以两关之力，扫荡群雄而至天下。此时江南并无健者，故天下之定，若探囊取物。安史之乱后，关中关东尽为战场，及宋之初，西夏、辽与宋多于此地胶着，天下之定，尽系于江南。此时国库，十之七来于长江南岸。北南宋一代，国势之弱前所未有，辽据有燕云十六洲，西夏也时时骚扰关中一代，及金立，更是逼近江北。宋太祖太宗雄才大略，北伐亦是无功。然西夏、辽、金终未能灭宋，是宋据有江南之利。是时岁收乃为唐极盛时的两倍以上，而宋之疆土远逊于唐，宋之摇摇不坠，拜江南之赐多也。蒙古铁骑所至，无不摧枯拉朽，而南宋独能抵抗几十年，若不是皇帝昏庸、奸臣当道，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是时天下根基，已在于江南。“千寻铁链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江南政权的毁灭，此时更多的是一种遗憾。 元乱，草莽中几支英雄，张士诚，陈友谅，朱元樟，无不是抢夺江南以为起事之本，鄱阳湖一战，朱元樟大胜，遂握有江南，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江南地位此时已在中原之上，明初定都金陵，实在是想牢牢握住这块地方。明成祖夺位后移都北京，此时江南已稳，而北疆稍动，大有就近而镇远之意。而此时的江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富裕自是不言，江南才子，也成了江南文化的象征。 明乱，李自成建“大顺”朝，径取关中京畿，而吴三桂一引满骑十万，溃不能支。史家论闯王何败之速，其一条便为战略错误，未能先东向取江东，得到这个大后方后再北上。清兵席卷中原，所到之处，望风而败，独满人渡江之后，往往一县一府经年不下。此时江南士子众多，儒家之义深入人心，而一县一府之富，足抗清兵万骑。是清终定江南后，清帝多次南巡抚慰民心，又特下诏褒奖南人忠义，旨在稳定江南，江南可定，天下何不可为。清朝从长江流域所收取的税收，更占到了全国的八成以上，有了这样的后方，清朝才可以平定准葛尔，苗疆，西藏，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版图。文化上，巨子们多半出自江南，江浙才子名满天下，湖湘将领充斥军中，江南名臣名将，满人多有不及。 清末纷乱，南方风动。武昌首义，革命军北伐，此时风起已在南方。即以共产党来论，也是首先在南方建立根据地。而其间风云人物，十个中倒有九个是出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力量所带来的政治趋势，的确令人难以小看。现在北京每年用国库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贴进去整治，但是活力始终比不上上海、广州，有时看来也真是无可奈何。好在现在交通发达，人才流动也更趋频繁，除了经济上的差别，文化上的差别倒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至于战略地位，想来江南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保持下去吧，毕竟，北方是越来越缺水了。 吃完饭后来结了个尾。两个小时就被消耗了，我也可以回宿舍去休息了。放厥词信口开河也蛮有意思，至少我现在不觉得先前那会的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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